林默涵開火了。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擊著。

他們齊轟“大寫十三年”。他們尖銳地指出，“大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藝創作，不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所謂“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是錯誤的。

張春橋“後發制人”。等到排炮過去，這才站了起來，慷慨激昂地為“大寫十三年”辯解。他，一條又一條，不厭其詳地列舉“大寫十三年”的“好處”。不多不少，正好十條！他終於在這關鍵時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尋枯腸湊成的《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

雖然張春橋振振有詞，卻處於“光榮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識到，中宣部不買他的帳。要想讓周揚、林默涵等俯首聽命，談何容易。

當張春橋回到上海，馬上向柯慶施彙報了在新僑飯店遭到的“圍攻”。姚文元在側，聚精會神地聽著。

“等著瞧！”何慶施青筋怒張，用手拍著桌子——這向來是他激怒時的習慣動作。

幾個月之後——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柯慶施的一份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後來被人們稱為“兩個批示”中的一個，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據。

在“文革”中，毛澤東的這段批示成為“最高指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產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澤東的批示之後十多天，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開張了。柯慶施和張春橋在會上響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這一回，柯慶施、張春橋的腰桿挺得筆直。因為毛澤東的批示說“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而柯慶施、張春橋立即在上海推出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喊出“大寫十三年”，實實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緊跟”。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分別在《收穫》和《紅旗》雜誌發表兩篇長文，貫徹了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於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後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面，是這樣談及的：“一九六三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江青同志的關懷下舉行的。”

江青則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志。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

第九章　評《海瑞罷官》

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一九六五年春節剛過，北京下了一場紛紛揚揚的春雪。

冒著黑煙的火車頭，拖著長長的綠色列車，在漫天皆白的銀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車廂裡達到了“過飽和”狀態。處於一年一度的客運高峰之中的列車，連過道里都象筷子籠一般站滿了旅客。

緊靠火車頭的第一節軟臥車廂裡，門客緊閉，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掛著白色窗簾。室內溫度按照“指標”，保持二十七攝氏度。整節軟臥車廂，只住著一位旅客和她的幾個隨從。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從不坐飛機。她生怕會從天下突然摔下來。她總是坐“公務車”來來往往，每一次都要獨佔一節軟臥車廂。

她斜靠在舒軟的床上，順手從手提包裡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藝》，又一次看了起來。她細細捉摸著上面登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劇本，作者為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後，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中，透露了這次上海之行的經過：

“首先，我要向同志們，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