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四個字，而把原先的標題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刪去。

於是，江青便吹噓了：“經過主席親筆改定……”

江青和張春橋第三次看中《文匯報》，決定在上海發表。

作為“軍師”，張春橋選擇了“最佳時機”——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文匯報》上丟擲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確實是“最佳時機”：

因為五月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一次全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會議：

因為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軍報》上登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指明“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江青還點明：“《前線》、《北京日報》長期以來，為吳晗等人打掩護，現在突然‘積極’起來，……他們不過是借批判之名，行掩護之實，打起鬥爭的招牌，幹著包庇的勾當。”這樣，江青就借“圍城打援”，從吳晗身上“擴大戰果”，把矛頭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進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刊《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直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評“三家村”》在上海見報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調子，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啟缺口，“擴大戰果”，成為轟擊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發重磅炮彈：第一發俞銘磺的《“有鬼無害”論》轟擊廖沫沙，第二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轟擊吳晗，如今第三發轟擊鄧拓及整個中共北京市委。這三發重磅炮彈都是從上海“基地”起飛，都是以《文匯報》為炮口。

“四人幫”其實最初是“三人幫”：以江青為核心，以張春橋為“軍師”，以姚文元為“棍子”。那時候，“造反司令”王洪文還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辦公室裡逍遙，他連做夢也想不到口後會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親密戰友”……

姚文元的長文刊出的當天下午，五百份《文匯報》由上海空運抵京（那時的《文匯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一輛小轎車已等候在機場。轉眼之間，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議上散發，開會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氣勢洶洶，再也不披什麼“學術討論”、“百家爭鳴”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處，頓時血跡斑斑，動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旦還是“徹頭徹尾”的。

大抵是某種巧合，在中國古文中，“筆”與“刀”常常連在一起。替人寫作，曰“捉刀”。辦理文書的小官，曰“刀筆吏”。……古時刀筆相連，那是因為古時以竹為紙，筆在竹簡上寫字，誤寫之處即用刀颳去，刀相當於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卻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筆吏”，其筆如刀，筆能殺人！

《評“三家村”》一文，充滿殺氣，血光照人：

“人們都還記得，在《海瑞罷官》批判剛開始時，鄧拓是裝作正確的姿態出現的。在經過一翻緊張的籌劃策略之後，鄧拓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名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長文章，在《北京日報》《前線》同時發表。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為姿態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北京日報》《前線》同時大登鄧拓‘批判’吳晗的文章，這難道只是什麼‘喪失警惕’麼？這難道是什麼‘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麼？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對黨人和民進行‘階級鬥爭’是抓得很緊的。……

“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誣衊和攻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極力支援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進攻，支援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

姚文元危言聳聽，把鄧拓、吳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團：

“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党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裡丟擲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

篇末，姚文元聲嘶力竭，唱著高調，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