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便是毛澤東的多年戰友、擔任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和正擔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

“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彭德懷的心，一開頭便這樣宣告。他懷著一顆赤誠的心，直言苦諫。他在信中直截了當地指出：

“一、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

“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

毛澤東問信後，雙眉緊皺，當即在信上批示：“印發”。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檔案，標題是毛澤東加的：《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批判廠彭德懷的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

頓時，廬山上風雲翻滾，一片緊張氣氛。

毛澤東在講話中，又一次談到了海瑞。他說，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闡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海瑞。

八屆八中全會作出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廬山會議終於結束。

當胡喬木下山，回到北京，這才見到吳晗那篇《論海瑞》。胡喬木因為毛澤東在廬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覺得吳晗的文章仍可照發。他把毛澤東關於海瑞的新見解轉告吳晗。於是，吳晗修改了《論海瑞》，補充了毛澤東關於反對假海瑞的見解。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刊載了吳晗的《論海瑞》。吳晗始終以為，他宣傳海瑞精神，是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喬木找吳晗寫宣傳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也多次向文藝界提出，要宣傳海瑞精神。一時間，全國各報刊、各出版社、各劇團紛紛刊登文章、出版書籍、上演節目，歌頌海瑞、宣傳海瑞，形成了“海瑞熱”、就連關於海瑞的連環畫，一時間也出了十多種。

跟毛澤東跟得最緊的，其實還不是北京，卻是上海。毛澤東四月四日上午在上海談了海瑞的故事之後才十來天，四月十七日，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解放日報》便登出該報組織的專稿——蔣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張春橋後來在小轎車上突然向《解放日報》總編魏克明提出質問的這篇文章），比吳晗的《海瑞罵皇帝》早了整整兩個月。

就京劇而論，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一九五九年國慶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上海便推出了許恩言執筆、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上海京劇團一馬當先，急壞了北京京劇團的那匹“馬”——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他在全國政協會上遇見吳晗，便求吳晗寫劇本。此後，馬連良親自出“馬”，幾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吳晗，請他寫海瑞劇本。雖然吳晗再三宣告不懂京劇，擋不住馬連良一片熱忱。終於，“上帝”被感動了，吳晗七易其稿，前後花了一年時間，在一九六○年底寫出京劇劇本《海瑞》，開始彩排。正巧，吳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國考察，路過北京。此人雖說是植物學家，身為雲南省熱帶植物研究所所長，卻酷愛文學。當年，蔡希陶寫過《蒲公英》等短篇小說，受到魯迅先生的稱讚。他聽說吳晗在寫《海瑞》劇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讀畢，吳晗徵求他的高見，這位植物學家拿起毛筆，在封面上“海瑞”兩字之後加了“罷官”兩字。蔡希陶道：“你這劇本，不是寫海瑞一生，而是寫海瑞任江南巡撫之際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罷官，不如叫《海瑞罷官》更好！”吳晗撫掌而笑，覺得此言甚是。從此，劇名便改為《海瑞罷官》。

吳晗之冤，冤在何處？姚文元之霸，霸在哪裡？只消看一下時間表，便一清二楚：

一、吳晗的《海瑞罵皇帝》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麼可以把《海瑞罵皇帝》說成影射彭德懷上書毛澤東？難道吳晗會“未卜先知”？

二、吳晗的《海瑞罷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醞釀，一九六○年底定稿，而所謂“單幹風”、“包產到戶”、“翻案風”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現，怎麼可以說《海瑞罷官》是要人們從中“學習”“退田”和“平冤獄”呢？難道吳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來一個《韓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