膊粗壯。另外幾個人，手中拿著啤酒杯，圍著看他們。

“我不是很客氣地問你嗎？”那個老頭兒說，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說這個撈什子的鬼地方沒有一品脫裝的缸子？”

“他媽的什麼叫一品脫？”酒保說，手指尖託著櫃檯，身子住在高樓大廈裡，有三十個僕人伺候他們，出入都坐汽車，或者四駕馬車，喝的是香檳酒，戴的是高禮帽——”老頭兒突然眼睛一亮。

“高禮帽！”他說道。“說來奇怪，你提到高禮帽。我昨天還想到它。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沒有見到高禮帽了。過時了，高禮帽。我最後一次戴高禮帽是參加我小姨子的葬禮。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說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當然羅，你知道，我只是為了參加葬禮才去租來戴的。”

“倒不是高禮帽有什麼了不起，”溫斯頓耐心說。“問題是，那些資本家——他們，還有少數一些靠他們為生的律師、牧師等等的人——是當家作主的。什麼事情都對他們有好處。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們的奴隸。他們對你們這種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可以把你們當作牲口一樣運到加拿大去。他們高興的話可以跟你們的閨女睡覺。他們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們。你們見到他們得脫帽鞠躬。資本家每人都帶著一幫走狗——”老頭兒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說道。“這個名稱我可有好久沒有聽到了。

狗！這常常教我想起從前的事來。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時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園去聽別人在那裡講話。救世軍、天主教、猶太人、印度人——各種各樣的人。有一個傢伙——唉，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會講話。他講話一點也不對他們客氣！‘走狗！’他說。‘資產階級的走狗！統治階級的狗腿子！’還有一個名稱是寄生蟲。還叫鬣狗——他真的叫他們鬣狗。當然，你知道，他說的是工黨。”

溫斯頓知道他們說的不是一碼事。

“我要想知道，”他說。“你是不是覺得你現在比那時候更自由？他們待你更象人？在從前，有錢人，上層的人——”“貴族院，”老頭兒緬懷往事地說。

“好吧，就說貴族院吧。我要問的是，那些人就是因為他們有錢而你沒有錢，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說，你碰到他們的時候，你得叫他們‘老爺’，脫帽鞠躬，是不是這樣？”

老頭兒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說。“他們喜歡你見到他們脫帽。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贊成那樣做的，不過我還是常常這樣做。你不得不這樣，可以這麼說。”

“那些人和他們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從人行道上推到馬路中間去？這只不過是從歷史書上看到的。”

“有一個人曾經推過我一次，”老頭兒說。“我還記得很清楚，彷彿是昨天一般。那是舉行劃舟賽的晚上——在劃舟賽的晚上，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是個上等人——穿著白襯衫，戴著高禮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點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懷裡。他說，‘你走路不長眼睛嗎？’我說，‘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說，‘你再頂嘴，我宰了你。’我說，‘你喝醉了。我給你半分鐘時間，快滾開。’說來不信，他舉起手來，朝我當胸一推，幾乎把我推到一輛公共汽車的軲轆下面。那時候我還年輕，我氣上心來正想還手，這時——”溫斯頓感到無可奈何。這個老頭兒的記憶裡只有一堆細微末節的垃圾。你問他一天，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來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黨的歷史書可能仍是正確的；也許甚至是完全正確的。他作了最後一次嘗試。

“可能我沒有把話說清楚，”他說。“我要說的是：你年紀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經過的。比方說，在1925年的時候，你已幾乎是個大人了。從你所記得的來說，你是不是可以說，192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還是壞？要是可以任你挑選的話，位願意過當時的生活還是過現在的生活？”

老頭兒沉思不語，看著那投鏢板。他喝完啤酒，不過喝得比原來要慢。等他說話的時候，他有一種大度安詳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氣和起來一樣。

“我知道你要我說的是什麼，”他說。“你要我說想返老還童。大多數人如果你去問他，都會說想返老還童。年輕的時候，身體健康，勁兒又大。到了我這般年紀，身體就從來沒有好的時候。我的腿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