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做的理論依據是，快速地用力扯去繃帶，確實會給病人帶來瞬間的劇烈疼痛，但比一點一點慢慢揭要好，因為那樣做雖然疼痛程度會減輕，但病人疼痛的時間會延長，病人疼痛的程度從總體上說會加大。護士們還得出一個結論，即先從疼痛最重的部位下手再逐步處理到較輕的部位，與先從疼痛最輕的部位下手再到最重的部位，兩種處理方法沒有區別。

由於我飽受解除繃帶過程的疼痛，對她們的理論我無法認同（她們的理論和做法從未經過科學的測試）。而且，她們的理論根本就沒有從病人角度進行考慮：病人在等待治療的過程中內心的恐懼，病人長時間應對不同程度的疼痛的困難，病人對疼痛何時開始何時減輕一無所知，經過長時間疼痛後又沒人提醒他何時疼痛會減輕、消失，從而得到安慰。處在當時的無助地位，我對這一切束手無策。

我一出院（當然隨後的五年裡我還必須不時地回醫院接受手術和治療）就去了特拉維夫大學。第一學期我修的一門課深深地改變了我對研究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的前途。這就是哈南？弗倫克教授的人腦生理學。除了弗倫克教授在課堂上展示的關於人腦活動的引人入勝的講授資料，令我感觸最大的是他對質疑和不同見解的態度。有很多次我在課堂上或者到他的辦公室提出我對他研究結論的不同詮釋，他總是回答說我的論點的確也是一種可能（看起來未必成立，但終究是一種可能），並要求我採用實驗的方法來找出它與傳統理論的不同。

完成這樣的實驗談何容易，但是科學就是一連串艱苦的實驗，所有的參與者包括像我這樣的大學新生，只要找到實驗方法對理論進行檢驗，就能找到替代的理論，這一信念給我開啟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有一次我到弗倫克教授辦公室去，提出了關於某一階段癲癇症狀如何發展的一個理論，包括如何將其在老鼠身上實驗的設想。

弗倫克教授很支援這一想法，其後的3個月我給大約50只老鼠做了手術，在它們脊髓裡植入導管，注入不同物質來提高和降低癲癇的發作機率。採取這種實驗方式，我有一個實際困難——因為燒傷，手的活動受到限制，因此給老鼠做手術就非常困難。幸運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容？威斯伯格（堅定的素食主義者和動物愛好者）——勉為其難地同意花幾個週末和我一起到實驗室幫助我來做手術——如果有什麼事情可以真正考驗友誼，這就是吧。

實驗結果證明我是錯的，但這並沒有影響我的熱情。不管怎樣，我學到了與我的理論有關的一些東西。即使我的理論是錯的，我能明確無疑地知道錯在哪裡。我對事物怎樣發展、人們怎樣行為一直有很多疑問，現在我有了新的認識——我們對感興趣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研究，科學為我們提供了手段和機會，這一認識吸引我進入了研究人類行為的領域。

利用這些新手段，我最初主要把努力集中在探求我們對疼痛的體驗上。原因很明顯，患者在“浸泡”之類的治療過程中需要長時間經歷疼痛，這是我最關注的。有沒有可能減輕這些疼痛？以後的幾年中，我在自己、朋友、志願者身上實施了一系列實驗——應用了冷熱水、壓力和強聲引發的肉體痛苦乃至股票交易中損失金錢引發的心理痛苦等等——來尋找答案。

實驗完成後，我認識到燒傷科的護士們都是善良寬厚的好人（對了，有一個例外），她們對“浸泡治療”和解除繃帶很有經驗，但在如何最大程度上減少病人痛苦方面卻沒有正確的指導理論。我不明白，她們的經驗如此豐富，竟然仍會錯誤到這般地步。我和這些護士都很熟，我知道她們的行為決不是由於惡意、愚蠢或缺乏敬業精神。相反，她們深受一種固有偏見的毒害，對病人的痛苦缺乏正確的認識，而且很顯然，她們的豐富經驗無法改變這種偏見。

出於這些考慮，一天上午，我非常興奮地回到燒傷科，詳細介紹了我的實驗結果，希望能改變護士除去繃帶的方法。我告訴護士和醫生們，事實上，採取低密度疼痛治療的方式，時間會長一些，但病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比高密度短時間的做法要少。換言之，她們當年如果給我慢慢揭繃帶，而不是猛拉快揭，我會少受許多罪。

護士們對我的實驗結論從心底感到驚奇，但令我感到同樣驚奇的卻是當年我最喜歡的護士埃蒂說的話。她承認過去對此認識不夠，治療方法應當改進。但她同時提出，研究“浸泡治療”引發的痛苦還應該考慮到病人疼痛時的叫喊給護士帶來的心理痛苦。她解釋說，如果護士們為了縮短自己的心理折磨（我的確常常覺察到她們神情中流露出來的內心痛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