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義勇氣（堅持正義的勇氣）。這些人一再調整立場，準備妥協，結果造成社會主義繼續透過我國各種機構向前推進。我認為這種推進已多少達到不可逆轉的程度。現在有那麼多人和那麼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家——靠國家在公營部門就業，獲得社會保險撫卹金，獲得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一這種經濟上的自由已開始對他們的生活水準造成幾乎令人無法接受的威脅。而且，當最終出現這種情況時，下一個犧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會的自由，持有不同觀點仍有權在國家學校教書或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自由。而且，國外共產主義的發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卻正在幫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國內反對集體主義的人計程車氣。

1979年競選運動還在其他幾方面與過去不同。這是保守黨第一次如此明確地為自己的主題而奮鬥，這個主題就是：“現在是改弦易轍的時候了”。這個觀點包含這樣一個意思：英國自1974年以來一直在退卻；不管1970—1974年的保守黨政府如何勇敢地出擊，它本身也是退卻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大膽說明究竟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採取行動加以糾正。但我很快認識到，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總部卻總的說來並不這樣看問題。他們認為，我們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失言”，這實際上意味著避開任何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避免攻擊工會權力。他們相信，工黨已經名聲掃地，必將在大選中敗北。我除作了一些讓步外，仍堅持自己的做法。但是這導致產生了緊張局面。

它還導致了政府和反對黨兩個角色的奇怪換位。競選一開始，工黨就沒有怎麼考慮自己的競選宣言，只是為拉選票作了一些承諾——如領養老金者免領電視許可證等，另外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有限的辯解。他們集中力量攻擊保守黨的政策——有的是真實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漢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藹形象，領導了一場極為有效但卻完全消極的競選運動。他們的運動是從3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每天向新聞媒體提供駭人聽聞的故事——從加倍徵收增值稅到大量削減國家保健服務。他們說，如果保守黨當選，就會發生這些情況。第二，對我們的承諾特別是關於降低所得稅的保證的可信性散佈懷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繪成一個危險的右翼理論家，不適宜承擔首相這樣高要求的複雜任務。工黨的戰略使我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應該對他們的進攻進行還擊。還是應該堅持自己的使命，堅守自己的陣地？我們只是部分地擺脫了這種困境。

第二節　組織競選運動

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期待舉行大選，因此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在黨的歷史上，我們第一次租用了一輛大轎車，把它佈置成活動辦公室，我們就在這間活動辦公室裡從一個競選地點跑到另一個競選地點。活動辦公室的總管是戴維·沃爾夫森。他是替代約翰·斯坦利擔當這個工作的（我們出師第一天，約翰在布里斯托爾走下階梯時滑倒，造成椎間盤突出，立刻被送往醫院；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他就一直呆在醫院裡）。德里克·豪在“戰鬥大轎車”裡擔任我的新聞秘書，戴維·博迪則是第二新聞秘書——他和新聞記者們一起坐第二輛大轎車。羅傑·博登負責提醒我們下一站到什麼地方，到了那裡該做什麼——這是一項相當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黨副主席珍妮特·揚夫人和我們一起旅行，負責與保守黨主席辦公室保持聯絡。邁克爾·多布斯擔任流動圖書館館員，隨身攜帶大量事實與資料資料，以備我在小城鎮停留時回答問題之用（他後來寫了一本講述可怕的政治欺詐故事的書）。哈維·托馬斯打前站，為我安排講話，組織群眾集會。另外還有3位長時間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的秘書——特薩·賈丁、佩特森、卡羅琳·斯蒂芬斯和薩莉·詹姆斯，她們在鄉間道路上轉彎和顛簸的轎車上用打字機打出我的講話稿，這是一項幾乎難以完成的任務。

由於當時沒有文字資訊處理機、傳真或影印裝置，工作比後來兩次選舉複雜得多。我們倒是有一部無線電話機，但它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司機有一次倒車時，不小心撞壞了天線，就再也無法使用。所以，每當我們來到一個地方的保守黨分部，就瘋狂地衝向電話機，趕緊向總部報告改動講話稿的情況，同時另一個人透過另一部電話記下當天在倫敦發生的事件。

為了讓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幾個晚上沒有回倫敦。但我發現這種做法效果並不理想，以後兩次競選就再沒有這樣做。離開了倫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覺到失去）對競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