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的。在第一個學期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對前去就讀的學院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對整所大學的全貌更談不上什麼瞭解。我來到薩默維爾，開始了第一學期的生活，很想家，對新環境也不知深淺。薩默維爾常會使人感到震驚。對於它的外觀，最好的評語大概只能說是樸實了，許多不太好奇的人雖然從那裡過路，也許不知道那裡就是薩默維爾學院。但誰能想到，院子裡邊竟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對而立，掩映成趣，頭兩年我住在學校裡，從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裡去。過了一段時間，掛起一兩張照片，擺上一個花瓶，後來又從格蘭瑟姆帶回一隻舊扶手椅，這些東西多多少少讓我感到那些房間是屬於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兩個朋友合住在華爾頓街。

牛津和薩默維爾雖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卻都深深地打上了戰爭的烙印。儘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發動機廠，後來又成為一個飛機修理中心，但不知為什麼，牛津從未遭到過轟炸，不過，像其他地方一樣，整個鎮子和學校都實行了燈火管制（從1944年開始實行燈火管制），而且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種種影響。塗了顏色的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準備了許多大儲水罐供救火時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薩默維爾東院裡就有一個。配給我們的東西多數直接發放到學院。我很少應邀出去吃飯，但還是感到食堂的飯食平淡無味。有時我會拿剩下的一點餐券買些果醬和其他東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這是這種簡樸的生活為我的健康和體型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好處——許多年以後，我甚至放棄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實在牛津時也並沒有許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熱水也有嚴格的限制，例如規定浴缸裡的水不得超過5英寸——在5英寸處有標記線。儘管在我的家庭裡，不潔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講衛生絕不是兒戲，我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這一規定。那時我們並不想抱怨，畢竟，我們都算是幸運兒了。

再者，儘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我的一個表兄去倫敦上過大學——但我是羅伯茨家族裡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儘管我的父母不露聲色，但我知道，他們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學前我對牛津大學的瞭解遠不及我的很多同齡人。但我認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為，那麼牛津就應是我始終如一的追求，沒有必要降格以求。我們本地的諾丁漢大學是一所出色的學校，而且它的理科專業相當不錯，但我從不為它所動，儘管諾丁漢大學更靠近我的家、我的親人和朋友。牛津大學對我還有一種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學院制度，這種制度至今對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學由若干學院組成，但大學也有一些中心機構，比如博德林圖書館。那時大學生的生活主要在學院內（在這裡吃、住，並接受許多輔導課），其次是其他一些機構，比如教堂和社團，而這些機構又有它們自己的天地。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不同，作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動自然更多地穿梭於學院的眾多機構和役施中間，比如化學實驗室。儘管如此，從我的大學經歷中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就應該鼓勵他們融入人的小群體中，而不是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間倘徉。

戰爭時期對大學生活氣氛影響之深也許我們這些在校生最有體會，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很年輕，只有十六、八歲，而在這樣的年齡、長一歲無論在觀點還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後來，從1944年開始，牛津的氣氛隨著因傷病退役的軍人的歸來再次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是來完成一個縮短的戰時學位，或是開始一個完整的學位。他們有太多的經歷，我們對此望塵莫及。基普林在《學者》中曾這樣描述那些大戰後返回劍橋繼續學業的海軍軍官：

他們曾歷經磨難，再也不願回首，那無數激流險灘；

如今整個世界都欠他們很多，他們也開始享受些許，生活的甘甜。

我離開牛津的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們的見識比我要廣得多。戰爭結束時，牛津彙集了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從中受益匪淺。

起初我是自我封閉的。在這種全新的環境裡我感到羞怯和無所適從。我依然堅持在格蘭瑟姆的習慣，獨自長時間散步，環繞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學公園，沿著查韋爾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獨處的樂趣，陶醉於萬般思緒之中。不久，我便開始能夠體味牛津的生活樂趣了。我在牛津的頭幾年恰逢戰爭接近尾聲，因而也許並不奇怪，我的樂趣帶有新教徒的特點，這是我從格蘭瑟姆帶來的。我是衛理公會研究小組的一個成員，這個小組經常舉辦或參加茶會。我母親給我寄些糕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