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格蘭瑟姆當時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我那時不知道。轟炸機第五指揮部就駐紮在這裡。許多轟炸德國的計劃就是從哈羅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制定出來的。他們的軍官餐廳在埃爾默街的埃爾姆廳中，我上學時經常路過這裡。達姆巴斯特式飛機從格蘭瑟姆附近起飛。我的父親曾經遇見他們的飛行中隊指揮官蓋·吉布森。我一直認為戰爭初期駐紮在格蘭瑟姆的哈里斯轟炸機部隊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我仍然記得戰爭結束時溫斯頓·丘吉爾寫給哈里斯的信：

在歷時兩年多的時間裡，轟炸機司令部單槍匹馬把戰爭打到了德國的心臟去，給被佔領區的歐洲人民帶來希望，使敵人嚐到了正在起來奮勇抵抗的人們的威力。

你們的全部軍事行動都經過精心巧妙的策劃，你們執行任務時面對著拼死的抵抗和驚人的危險，為最終打敗德國做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你們的軍事行動表現了飛行人員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揮下的指戰員的高度責任感。我相信，轟炸機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將作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務的楷模永遠銘記在人們心間。

溫斯頓·丘吉爾

在戰爭的年代，至少在格蘭瑟姆政治並不是靜止的。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急劇地改變了左翼對戰爭的態度。和平主義者的聲音驟然沉寂下來。英蘇友好組織迅速發展。我們出席了在市政廳舉行的英蘇友好晚會，儘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會介紹了1942——1943年間俄國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難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這些介紹對我們影響很大。

現在可以看清，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俄國以及日本人襲擊珍珠港使美國於12月參戰，這些事件播下了德國最終失敗的種子，但當時傳來的訊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別是在1942年初。幾乎可以肯定他說，這對1942年2月27日格蘭瑟姆的補選結果有影響。那次補選是由於維克托·沃倫德晉爵為布倫蒂斯菲爾德勳爵進入上院併成為海軍發言人後出現空缺。我們的鎮成了在戰爭期間第一個拒絕選舉政府提出的候選人的選區，這種標新立異的可取性令人懷疑。丹尼斯·肯德爾作為獨立人士與保守黨的候選人阿瑟·朗莫爾爵士競選。肯德爾的競選活動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國馬克斯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強調，要全力以赴進行生產支援戰爭，這項工作需要由“務實”的人來推動。使我們吃驚的是，他僅以367票的多數獲勝。此後保守黨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細分析為數不多的幾次補選，我們應該察覺到，1945年社會主義者有可能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我通常很少參加競選活動，因為我在緊張地準備入學考試，我希望能夠到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學習。晚上我得拼命地學習拉丁文，它是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我們的學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運，我們的新校長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學學者，她在男校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師。她還借給我書。有一本教科書是她父親寫的。緊張的準備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來愈令人沮喪的關於戰爭的訊息，特別是在遠東蒙受的一系列打擊，如馬來亞失陷，威爾士王子號和抵抗號沉沒，香港和新加坡淪陷，從緬甸撤退，日本人對澳大利亞的威脅等。1942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與我的父親散步入我問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結束戰爭；他非常鎮靜他說：“我們不知道如何結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但沒有疑問，我們必將勝利。”

儘管我為進入薩默維爾學院做了努力，但沒有得到我所需要的獎學金。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我只有17歲，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打擊。我知道，如果1943年我不能進入大學，我就只能讀一個為期兩年的“戰時文憑”，因為20歲時我將應徵參加國民服役。但我沒有辦法，只好於1943年秋天進入六年級第三學年併成為學校的兩個女監護之一。突然，來了一封電報，10月份薩默維爾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位子。有位新生沒有去註冊。這樣，我突然發現面前展現出一個令人激動而又艱鉅的前景，要離開家，這幾乎是第一次，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章　牛津寒窗初涉政壇

1943——1947年：在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這個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討人喜歡。新生通常是在10月的彌霧中邁入校門，在這裡度過從米迦勒節開始的學期。校園星那些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規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築特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顯得冰冷而森嚴——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我是在隆冬的嚴寒中到薩默維爾去參加牛津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