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從長遠意義上講，也必然會降低學生人數的增加速度。教育和科學部1974—1975年度預算削減了1。82億英鎊——政府開支總共削減了12億英鎊。但我還是設法暫時挽救了幼兒教育計劃和建設特殊學校計劃。

這時，我的思想迅速集中到正在降臨政府頭上的各種災難性事件。隔不了多久，我將不得不走上街頭演講臺，為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間執行的政策進行辯護。我發現這樣做並不難，因為幾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如果衡量“進步”的標準得到同意的話——指撥出的金額，不是取得的結果一這幾年的工作同樣也取得了真正的空前的改進。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重建或修繕了將近2000所過時小學；幼兒教育取得很大發展；我提高了學生離校年齡，而工黨政府一直拖延時間未予實行；如今在面積很大的教室裡上學的小學生人數減少；合格教師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增加。但我在教育部期間，花在爭論教育結構和經費問題上的時間大多，花在處理教育內容這個關鍵問題上的時間大少。

同樣，到大選時情況已很清楚，《擴充套件綱領》提出的數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觀念都已被髮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兒教育的計劃是無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還得湊合著繼續使用一些年，直到學生人數減少並關閉一些學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財力。羅賓斯報告中提出的原則——“凡是能力和造詣合格者都應有機會學習高等學校的課程於（第31段）——只能服從財政緊縮的要求。

但是，儘管眼看自己珍視的計劃遭到削減是多麼令人沮喪，現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即迫使我們去創造性地考慮如何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取得最好的結果。在經濟方面，1973至1976年發生的危機導致人們對凱恩斯主義擴大需求理論的價值產生了深刻懷疑，對平衡預算、降低稅收和實行自由市場等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產生了新的興趣。差不多同樣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會政策的其它領域，人們開始認識到增加政府開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開啟了眼界。人們開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達到預期的結果？這種形式基本上對管理它的人有利，還是對接受它的人有利？國家——不論是教育和科學部還是地方教育當局——做得太多了，還是太少？我們能從其它國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學到些什麼？必須對這些政策進行反思；而不久以後我們就會得到進行反思的充分時間。

第七章　內閣參政　教訓無窮

第一節　愉快而自信的早晨

197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將近11點時，我坐著新的大臣專車來到唐寧街，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唐寧街10號門口受到報界和電視臺記者的夾擊式採訪。首相府的候客室裡洋溢著熱情的歡聲笑語。我們以愉快的步伐相繼步入內閣會議室。特德·希思，還有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在他旁邊，正在那裡等候我們，我找到我在內閣會議桌旁的座位坐了下來。但是，教育和科學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一樣，仍然在我的頭腦裡索繞。正如我要說明的，我無法擺脫這些問題，也許它們在我頭腦裡佔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讓我感到欣喜的不僅僅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內閣會議，我認為，我想我們都認為，這是國家生活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人們感到特德自己在盡一切努力進行辯解。在他宣佈建立一種新型的行政管理並以嶄新的方法處理公務的打算時，其語調洋溢著衝動，他在剛剛過去的選舉開始之前介紹我們的競選基礎檔案競選宣言時也是這樣。他強調深思熟慮，避免操之過急和魯莽行事。這就是要與過去一刀兩斷，一切重新開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講話的調子正是我們大家所預料的。他堅信，只要政府採用正確的辦事程式，組織機構健全，再加上人們提出恰當的、高質量的具有專業水平的建議，並適當地採用這些建議，心胸開闊的政治家們就有能力解決根本性問題。基於這一觀點當年秋天組建了以維克多·羅斯查爾德為首的中央政策審議部，使政府機構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組（包括建立龐大的環境保護部），還建立了計劃分析與審議系統。更全面他說，它激發了人們對政府能夠駕馭和控制局勢的信心，後來證明人們對政府寄予的信心過分了。

當然，我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後認識到的。我不是內閣中關鍵的機構經濟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雖然在討論教師工資和學校開支問題時，我有時也參加會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