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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眾是憑著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絕演出，跟著丈夫到上海過清閒日子去了！於是一片憤怒。一位藝術界的同行在一個有各行各業的人參加的會議上聽到兩位不認識的女士在大聲宣講：“她不為我們演戲，我們要求上級，什麼榮譽也不給她！給別人！”

這個訊息傳來時，她正從基層演出十幾天歸來，頸椎和腰椎疼得實在受不住，扒在床邊上，讓頭從床沿上垂下來，長長的頭髮瀉到地板上。我看不到她的臉，她一直不說話，我想這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委屈的人，這下一定感到委屈了。也許她在流淚？我走近前去。

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說了半句：“我們家鄉啊——”沒再說下去。

“我們家鄉啊——”這個句式、我曾從汪道涵先生那裡聽到過。汪老也是同鄉人，那天正與我們夫妻聊天。

“我們家鄉啊，歷來是熱衷內耗、自相猜忌，只要出色一點就會活得很累，一到了外面倒都變得生龍活虎。”這是汪老的話。

我是一個研究群體文化心理的人，從妻子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