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麼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後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於用白紙印偽鈔；這批盜版者居然還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實行偷盜的同時總要在門外大聲嚷嚷說這個宅子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還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只能睡兩個多小時。”隨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計程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鞦韆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著脖子皺著眉，不知該怎麼坐了。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眾最喜愛的劇種，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只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鬆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臺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適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臺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透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係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態。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瞭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內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佔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眾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佔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裡全是水果、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