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命脈，所以，湘軍的軍餉比綠營要高得多，高軍餉也許是湘軍能迅速崛起的又一個主要原因。

湘軍的餉銀士兵每月是6兩，營官的月薪是每月260兩，分統、統領月薪是400兩至520兩，統帶萬人以上者月薪650兩，這個數字僅是規定而已，加上辦公銀、訓練費等，實際上更多。而綠營軍的待遇卻很低，守備部隊每人每月只有一兩銀子，作戰的軍隊是一兩五錢銀子，騎兵每月是2兩銀子，軍餉本來就少，加上咸豐年間貨幣貶值，這點可憐的軍餉根本不夠吃飯，綠營軍只好經常靠離營做生意賺錢養家，根本沒把心思放在打仗上，所以這也是綠營戰鬥力極低的一個原因。

為誰賣命不是賣命，有錢就是娘。這樣一來，當時的窮苦農民，甚至有功名的秀才等都衝著這高待遇，爭著投奔湘軍而來。看來，適當的金錢獎勵，無疑是調動軍隊戰鬥力的一個絕招，曾國藩是深諳此道啊。

曾國藩認為要練就一支能和太平軍想匹敵的軍隊，最重要的就是改“兵為國有”為“兵為將有”。很明顯他把湘軍據為己有，要是國家有需要，他可以帶領他的軍隊為國家效力。這是一種公然向大清要兵權的行為，是一種軍閥制度。當時的大清已經沒有多少兵力可用，曾國藩這匹黑馬也許是大清的希望，所以，咸豐帝掂量了一下，最終還是默許了。

總的來說，曾國藩改革軍制對統治階級來說是成功的，但卻是中國近代軍閥制度的開端，為以後中華大地的混亂割據埋下了禍根。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76。站錯隊伍的代價1

曾國藩最初只想編練一隻萬人的部隊，但因他的號召力很強，軍餉發的也比較高，很快便超過這個數字。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精，提出湘軍各營縮編計劃，將陸軍規模控制在五千人左右。

在陸師中，塔齊布、羅澤南等各領一營，每營500人，共是5000人。而王錱卻招募了六營，共三千多名新兵，曾國藩命令“不超過三營”，因為一來擔心兩個月後無餉可發，二來走精兵路線。但此時的王錱卻有自己的打算，不願意裁兵。恰恰湖南巡撫駱秉章贈給他一萬兩銀子，作為新兵訓練的餉費。王錱毫不推辭，全部接受。

從此，曾國藩便認為王錱是個太看重名利的人，這種不服從命令的人註定在湘軍中呆不下去。

既然說到王錱，我們還是先來了解一下這個湘軍的老前輩吧。

王錱（1825～1857），字璞山，湖南湘鄉人。5歲入塾讀書，20歲為村塾師，24歲時，府試名列前茅，補縣學生員。同年，從師於同縣羅澤南。咸豐二年（1852年），率死士百人馳擊剿滅湖南廣東邊境的土匪，被提拔為同知直隸州。此後，湘勇歸入幫辦團練曾國藩麾下，王錱隨即奉命赴衡山、桂東、興寧等地剿匪，積功升任知州，賞戴藍翎。

嗓門大，志向也大的王錱，在十四歲就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置身萬物之表，俯視一切，則理自明，氣自壯，量自宏，凡生死禍福，皆所不計也。”可見，他崇尚力量，不為人下。這種性格造成他後來在和曾國藩共事過程中產生矛盾，乃至一度決裂。

不管怎麼說，王錱也算是湘勇的*了，他和曾國藩究竟有多大的矛盾，要鬧到率軍離開的地步呢？這還要從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夏天，羅澤南、朱孫詒、金松齡率領3000餘人前往江西救援的那場敗仗說起。

在那場戰鬥中，戰死的四名軍官易良幹、謝邦翰、羅信東、羅鎮南，都是王錱從學於羅澤南時的同窗學友，其中易良幹是王錱的妹夫。

王錱聽到這個噩耗後，悲憤至極，他手下的湘勇也捶胸頓足，恨不得生吞了那些賊寇。王錱忍痛向國藩請纓：希望自己能夠帶領湘勇去為死去的弟兄報仇雪恨。

王錱所要求的和曾國藩不謀而合，曾國藩何嘗不想為死難的將士報仇，但他卻想擁有一支完全不同於官軍的生力軍後再一雪前恥，自然不能如王錱所願馬上為他的戚友同窗報仇雪恨。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為二人的反目失和埋下了禍根。不過，憑心而論，曾國藩的目光更長遠一些。　。。

77。站錯隊伍的代價2

同年，太平軍再次兵臨武昌城下，湖北告急。

面對湖北緊急的軍情，王錱對曾國藩說：“如果讓我募勇三千人，一定可以將太平軍掃蕩乾淨”。曾國藩很賞識王錱的這種闖勁，年輕人嘛，有些血性總比懦弱要好，但又覺得他言過其實，意氣太盛。

不過，曾國藩和湖南巡撫駱秉章商量後，同意了王錱擴軍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