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擺正統架子，對於真正瞭解世界並且解決實際的問題不僅毫無幫助而且大有妨礙。

歷史學家之所以輕易將義和團看做“匪”，還有一個原因。歷史學家都是知識分子。在不久的過去，如前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居“四民之首”。他們傳統地養成一種優越感，對於一般“無知愚民”常常輕忽。現在，中國一般知識分子雖然倒黴到極點，收入可與三輪車伕媲美，社會地位只剩下一點影子，可是在潛意識中尚殘留若干優越的幻覺。因此，當他們寫起歷史來時，對於一般“無知愚民”不容易作平等的考慮。

義和團事變的結果對於中國太嚴重了。天津陷落，京師被佔，差一點弄亡了國。辛丑和約訂下來，謝罪、懲兇、賠鉅款、削平炮臺、改變商約、增設外務部、變通覲見禮節，等等。這些結果夠吸引歷史學家的注意力，使他們不易對義和團運動的許多重要方面作一客觀的分析。

毫無疑問，僅僅就行動來說，義和團的舉動是“匪”。而且，慈禧和若干滿清朝貴利用義和團來殺洋洩憤。這些幾乎都是不用說的。可是，這個運動之所以醞釀而且爆發，在中西交會里有極不可忽視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這種文化和歷史意義不是僅僅藉著說“拳匪胡鬧”和“無知滿人利用拳匪來洩憤”可以顯露出來的。

義和團的興起，是由來已久的白蓮教、八卦教和山東等處的尚武精神等內在的根苗，碰到外來文化勢力的壓迫和刺激，加上民不聊生，王公巨卿從而構煽利用，這幾股力量輻輳在一起所形成的。

三　本土運動（4）

一八○八年安徽省潁州、亳州，山東省曹州、兗州等地，失業的“無賴漢”＇16＇拽刀聚眾，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口號是恢復明室。一*八年，江蘇、山東的大刀會肆擾，直隸也有會眾起事。這些人聲言神靈附體，咒語能夠抵禦槍炮，並且打起“扶中朝滅洋教”的招牌。一九○○年義和團起，標榜“扶清滅洋”。這個口號深為內外受挫的朝廷顯要載漪、載勳、剛毅和毓賢等人所喜。他們以為民氣忠勇可用，義和拳法力神奇。

當時外國傳教士在華傳教，他們的教義和作法有許多既與中國知識分子所持大傳統不合又與中國民間的小傳統違背。基督教的聖經與中國孔制、老莊及佛法很不相同。當時一般文人只知誦讀詩書，高談理學，又嚴“夷夏之防”。教士們倡“博愛”，主“中外一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這一套他們最恨惡。教士又勸人不要“敬拜偶像”，反對中國人祭祀祖先。中國人，尤其是鄉下人，靠土地公及土地婆活命，至少在觀念上靠他們活命。現在外國人叫他們不要去敬拜那些神道，便得不到保佑。得不到保佑，豈非活不成命？中國人把祖宗視作自己生命之無可替代的絕對來源。在中國人心目中，祖先即是準神仙。準神仙即是不可或缺的崇敬物件，以及家族中高高在上的精神主體。現在外國人不要人拜祖，豈不是教人“忘本”？這些事是夠惹人反感了。中國文化分子，如前第四章所說，素來是嚴男女之別。傳教士在主持禮拜的時候，要男女齊集一堂。這種安排，在當時的人看來，用現時流行的名詞說，就是“破壞善良風俗”。大家在潛意識中既然含藏著這麼多的不滿，於是有人造謠的話，就極易被人接受，因此也就極易傳播。當時有人傳說教士誘姦婦女，挖眼取心，竊取嬰孩腦體；並且印成文字，分散各地。大家風傳，信以為真。其實不過是男女信徒在一起做禮拜，教會收養孤兒而已。

鄉間人民唱戲謝神是農村社會的一件大事。一般鄉人可以藉此娛樂，做點小買賣，同時過點社交團契的快樂生活。外國傳教士不明白這一社會生活，把它看做迷信。這自然是會傷感情的。不僅如此，教會更進而要教民拒絕出錢唱戲修廟。叫人拒絕出錢比要人出錢是容易得多。這麼一來，在同一個社群，教民和非教民互相仇視。在這種情形之下，文人從而構煽。長沙有一個喜好扶乩並且又有心臟病的文人叫做周漢。他刊印了許多仇教的文字。當時的人稱道他的文學有“乾坤正氣”。他嘗繪一圖畫，坐一個豬精在上面，剖心挖眼於下，詈詆“天主教”為“天豬叫”。

除了風俗、習慣和宗教的原因以外，經濟的貧困也助長義和團的蔓延。當時國際貿易漸漸發達。從外洋輸入的布匹大增，布匹的花色繁多，價錢也廉，大家樂於購買，於是固有的家庭工業遭受摧殘。人口增加，耕地不能增加，失業的人多，生計更感到困難。山東一帶黃河潰溢，弄得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