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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所有動力學的（不論是繪畫的、音樂的、物理的、社會的還是政治的）形式所關心的是無限的關係的展現，其所處理的不是古典物理學所處理的個別的情形及個別情形的總和，而是典型的程序或過程及其功能原則，故而，必須把“性格”理解為原則上一直包含在生命的展現過程之中的東西；在根本沒有這種恆定物的地方，我們就說它“缺乏性格”。所以，性格——藉助於它的形式，一個能動的生存才能把本質上最高階的恆定性跟細節上最大的可變性結合起來——是一部優秀的傳記（例如歌德的“詩與真”）所必須具有的東西。相比之下，普魯塔克的真正古典的傳記僅僅是趣聞逸事的彙編，它們按照編年強扭在一起，而不是排列成歷史發展的圖象。幾乎不容辯駁的是，在涉及到阿爾西比亞德、伯里克利或諸如此類的任何純粹阿波羅式的人物時，只有這第二種傳記是可以想象的。他們的經歷缺乏的不是素材（mass），而是關係；有許多有關於他們的原子性的東西。同樣地，在科學的領域，希臘人不只是忘記在他的經驗資料庫中去尋找一般的定律；實際上，在他的宇宙秩序中，那些定律根本就無跡可尋。

由此言之，研究性格的科學，特別是觀相學和筆跡學，在古典領域可能無用武之地。古典人的筆跡，我們當然一無所知，但我們卻知道，它的裝飾——與哥特式的裝飾相比較——有著不可思議的樸素性，故而在性格表現方面很虛弱——只要想一想波形飾和爵床葉飾的情形，就清楚這一點了。另一方面，在無時間的平展性方面，也從未超越這一點。

不用說，當我們回頭審視古典的生命感的時候，我們必定會發現，在那裡有某個具有倫理價值的基本要素正好構成了“性格”的反題，如同其雕塑構成了賦格曲的反題、歐幾里得幾何學構成了解析幾何的反題、形體構成了空間的反題一樣。我們發現這要素就是風度（Gesture）。正是風度，給一種精神的靜態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在古典的詞彙中，與我們的詞彙中的“個性”（personality）一詞相當的是προσωπον（風度、角色、面具），即“persona”——也就是角色或面具。在晚期希臘語或羅馬語中，它指的是人的公共方面和外表，對於古典人來說，這相當於人的本質和核心。人們描述一個演說家演講，就說他很有僧侶或戰士的προσωπον（神采或風度）——這不是我們所說的性格或風格。描述奴隸的時候，則是使用απροσωποs（沒有風度）——亦即他缺乏公共場合的舉止或形象——而不是ασωματοs（無靈的）——亦即他還是有心靈的。在羅馬人的觀念中，所謂命運指派某人擔任國王或將軍的角色，也是使用persona　regis（國王角色）、imperatoris（皇帝角色）這樣的詞。阿波羅式的生命特色在此顯而易見。其所指示的不是個性（亦即不是內在個性在能動的渴求中的展現），而是與一種不妨說屬於雕塑性的存在理想嚴格地適應的持久的和自足的風度。只有在古典的倫理中，美才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不論貼上什麼樣的標籤——如σωφροσυνη（剋制）、καλοκαγαθια（高貴）或αταραξια（鎮定）——它始終都代表著一組井然有序的、可觸知的和公共的顯見特徵，它是對其他人而言的，而不是某人自己所特有的。在這裡，一個人乃是外向的生命的客體，而不是外向的生命的主體。純粹的現在、當下的時刻、前景，不是被征服的，而是被展現的。內在生命的概念在這一聯絡中是不可能的。亞里士多德的短語ζωον　πολιτικον（城邦的動物）——是完全不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