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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黃金時代》文字“導讀”順應“潮流”，文首已經說過。可是，在一個細心而又認真的讀者的價值判斷中，《黃金時代》不會因此就等同或等值於了地攤文學。正如你不能說張大嬸趁著天剛擦黑兒就跑到西直門地鐵站門口兜售的茶葉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樣。其實所有敢於將性事作為小說主題的作家都充滿了風險意識和可資讚歎的奉獻精神——而奉獻搞不好就會成了出賣。作為讀者，捧到手裡的究竟是“奉獻”還是“出賣”很難分清，可貨色的味道他們自有品嚐的經驗——就算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是一次大膽的出賣吧！可我認為，他出賣的正是真誠和現今已不多見的對於生命的美好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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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說《黃金時代》/艾曉明（1）

作為一個我們這一輩人曾十分熱衷的詞，“黃金時代”的詞義正在淡化，如同我們的大好年華一樣逐漸飄然遠逝。那個黃金時代，正好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年代，它從“傷痕文學”開始，已經被講過多遍，以至於快成為一個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過，假如我們同意故事學大師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論斷：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個老故事，那麼王小波的小說集《黃金時代》，則是1994年的中國文壇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黃金時代》分為三輯，包括總題為《黃金時代》的《黃金時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這三個中篇，另外書中還收有中篇《革命時期的愛情》、短篇《我的陰陽兩界》。這個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敘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沒正經，在年輕時，時而是“流氓”，時而是畫淫畫的嫌疑犯；歲數大一點，又是個陽痿、“小神經”，按某種文化社會學的意見，屬於次文化或邊緣文化一類。總之，在人群中是異類。而王二們，還要算是異類中的異類。比方說，同是受到迫害，張賢亮筆下的章永麟還是《資本論》的信徒，王二們不在這個範圍裡。他們一點不錯是搞了男女關係，犯了打人錯誤或者婚前同居、婚後搞婚外戀。在這一點上，他們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當回事的一群，或者說是混沌的一群。這群人，在Xing愛這個社會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區域裡，他們放浪形骸，挑釁成規和傳統。Xing愛，並且不合社會成規之Xing愛，正是王小波這個集子中反覆分析的題材論域。《黃金時代》開篇便挑出一個邏輯上的悖論：陳清揚找我證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經地向她建議舉行一次性茭。這種直言不諱是王小波敘事的基調，基本的風格。豈止是直言不諱，他還要肆意發揮，敞開想象，把人們歷來恥於言說的性、性意識、性的感覺、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現形態、性的惶惑、困境與奇妙情趣說個透徹，令其擺脫混沌而被洞悉、澄明。無論是否讚賞作者的手段，它產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驚異。

王二和陳清揚的戀愛故事整個地包括在一個罪惡與情慾的衝突形式中，這個衝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離了人群到深山裡野合。他們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節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與人物供認不諱的荒謬關係，以自供狀的敘述，言說了Xing愛驚人的力量和美麗。男女歡愛在性禁忌的年代成為罪惡、罪名，這不稀罕，罕見的是還從來沒有人如此理直氣壯，如此汪洋恣肆地寫其出於生理本性的自然、單純。王二與陳清揚多次Zuo愛（作案），只是因為他們年輕、他們樂意。王小波還原Xing愛的單純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潛意識。誇張、張揚、恬不知恥的敘述姿態，調戲了那時代集體性的窺春癖。偷情者的對話，也充滿戲謔風格：“我把小和尚拔出來，把Jing液射到地裡。她在一邊看著，面帶驚恐之狀。我告訴她：這樣地會更肥。她說：我知道。後來又說：地裡會不會長出小王二來，——這像個大夫說的話嗎？”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對性的感知又反映著、聯絡著人的內在資質，他們的性格、行為方式。《黃金時代》中反覆出現兩類人，李先生一類，王二們一類，前者是窮困潦倒但執迷不悟的成年人，後者是無法無天、搗蛋闖禍的頑劣少年。不過這兩類又可以說是一類，一群想按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