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人類希望之所在。小波就是從他的自由人文主義立場上得到這個結論的。

小波在一篇小說裡說：人就像一本書，你要挑一本好看的書來看。我覺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穫和幸運就是，我挑了小波這本書來看。我從1977年認識他到1997年與他永別，這20年間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書。作為他的妻子，我曾經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現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殘酷了，你瀟灑地走了，把無盡的痛苦留給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雖然後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還會反反覆覆地看這20年。這20年永遠活在我心裡。我覺得，小波也會透過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許多人的心裡。櫻花雖然凋謝了，但它畢竟燦爛地盛開過。

我想在小波的墓碑上寫上司湯達的墓誌銘（這也是小波喜歡的）：生活過，寫作過，愛過。也許再加上一行：騎士，詩人，自由思想家。

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李銀河（3）

我最最親愛的小波，再見，我們來世再見。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再也不分開了！

我們曾經擁有/李銀河（1）

1988年，我們面臨回國與否的抉擇。我們的家庭從1980年結婚時起就一直是個“兩人世界”（我們是自願不育者），所以我們所面臨的選擇就僅僅是我們兩個人今後生活方式的選擇，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這個選擇並不容易，我們反覆討論，權衡利弊，以便作出理性的選擇，免得後悔。當時考慮的幾個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會學研究的，我真正關心和感興趣的是中國社會，研究起來會有更大的樂趣。美國的社會並不能真正引起我的興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熱情就低了許多。小波是寫小說的，要用母語，而脫離開他所要描寫的社會和文化，必定會有一種“拔根”的感覺，對寫作產生難以預料的負面影響。

第二，我們兩人對物質生活質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較中美的生活質量，美國當然要好得多，但是僅從吃穿住用的質量看，兩邊相差並不太大，最大的遺憾是文化娛樂方面差別較大。我們在美國有線電視中每晚可以看兩個電影，還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錄影帶，而回國就喪失了這種娛樂。我們只好自我安慰道：娛樂的誘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雖然是一種強制性的剝奪，也未嘗不是好事。

第三，我們擔心在美國要為生計奔忙，回國這個問題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如果一個人要花精力在生計上，那就不能保證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說，他就不是一個自由人。在中國，我們的相對社會地位會高於在美國，而最可寶貴的是，我們可以自由地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這對於我來說就是搞社會學研究，對於小波來說就是寫小說。除了這兩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難免會為我們帶來異化的感覺。

回國已近十年，我們倆從沒有後悔當初的選擇。除了我們倆合著的《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之外，我已經出版了《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等七八本專著和譯著；小波則經歷了他短暫的生命中最豐盛的創作期，他不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成為唯一一位兩次獲聯合報系中篇小說大獎的大陸作家，而且寫出了大量的雜文隨筆，以他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在中國文壇上獨樹一幟。他生前創作的唯一一個電影劇本《東宮·西宮》獲得了阿根廷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併成為1997年戛納電影節入圍作品，使小波成為在國際電影節上為中國拿到最佳編劇獎的第一人。

回國後最好的感覺當然還是回家的感覺。在美國，國家是人家的國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樂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層。美國人當老大當慣了，對別的民族和別的國家難免興趣缺缺，有的年輕人竟然能夠問出中國大陸面積大還是臺灣面積大這樣無知的問題。回國後，國家是自己的國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來有種如魚得水的感覺。在中國，有些事讓人看了歡欣鼓舞，也有些事讓人看了著急生氣，但是無論是高興還是著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樣切近，沒有了在國外隔靴搔癢的感覺。尤其是小波近幾年在報刊雜誌上寫的文章，有人看了擊節讚賞，有人看了氣急敗壞，這種反應能給一位作者帶來的快樂是難以形容的。

小波是個有大智慧的人。他為之開過專欄的《三聯生活週刊》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