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周山湖是我的朋友。周山湖也有過知青的經歷，他雖然是老五屆大學生，卻曾跑到杜家山上和蔡立堅一起插隊。他看了《黃金時代》，一下子就掂出它的分量。他由衷地喜歡，實在想發表，但面對其中獨具一格的性描寫又發了愁。不久前，他們刊物剛剛遇到過麻煩。掂量再三，還是決定忍痛割愛。但他心有未甘，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給王小波寫了一封信，高度評價他的小說，希望他能拿到後臺更硬的刊物上去發表。我又把《王二風流史》給了北嶽文藝出版社的編輯趙雪芹、趙秋楊，他們很想出，但總編通不過。後來他們出了小波的一本隨筆《思維的樂趣》，這是後話。

王小波：一位知識分子和一個時代（2）

當時，我還託在十月文藝出版社當編輯的妹妹丁寧，向《十月》推薦。那裡的回答也是一樣，小說很精彩，但現在不敢發。我再託上海的朋友李劫向《收穫》推薦，他當時答應得很痛快，不知後來情況如何，反正再無下文。

當時，妻子在北大中文系投師於謝冕教授，做訪問學者。他們那裡每一兩週舉行一次專題討論。我向她建議，能不能將王小波在香港出的書送一本書給謝老師，請他安排一次專題討論，讓中國文學界認識一下王小波。王小波送了書，謝老師也說寫得不錯，但專題討論卻沒有能夠安排。是顧不上？是有什麼困難？是與他的弟子們熱衷的“後現代”差距過大？還是小波尚無名氣，不夠充當討論物件的資格？十幾年前，謝冕先生率先支援朦朧詩，表現了一種卓越的民間眼光；可惜在王小波的小說上，這種民間的眼光沒有能夠再次閃亮，他也錯過了再一次充當伯樂的機會。

與此同時，一些我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也在為發表小波的小說，在一個又一個編輯部之間徒勞無功地奔走遊說。我知道，他們的熱心之舉沒有任何功利性的動機，實在是覺得不該不讓國內的讀者來分享我們這份閱讀的愉快，不該不讓過於浮躁的當代文壇感覺一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敗了。眼見著許多二三流的選手被啦啦隊搖旗吶喊、大聲喝彩，而超一流的選手卻被拒於賽場之外，我除了苦笑，還能有什麼反應？大陸作家描寫大陸故事的小說，卻只能在臺灣島上流傳，這是王小波的不幸，還是大陸文壇的不幸？王小波並不是一個好出風頭和善於交際的人，他很內向，從來沒有介入文壇上這一群那一夥的，在中國文學界，他可以說是一個孤獨的靈魂。小波的去世帶給知識界的衝擊，你說並不意外，這一點我有同感。4月26日最後為小波送行，我也去了，從那些悲痛的送行者中，我感到了一種東西。我一時說不清那是一種什麼東西，但在每一個為小波送行者的眼神裡，我能感到不僅僅是對像小波這樣獨具創造力的作家的惋惜，更是對他自由理想的一種敬意。

小波的意義，小說家只是一個方面，自由思想家是另一個重要方面。這兩三年小波的隨筆在國內知識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用一種極其機智、極其獨特的方式在張揚著科學、理性、獨立、自由、寬容的理念。在許多應該有人發出聲音但卻聽不到聲音的重要問題上，小波發出的是空谷足音。他參與電影的創作，更是十足的民間方式。他知道這部影片很難與國內的觀眾見面，但他還是為之傾注了心血和才華，並因此而填補了中國編劇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空白。知識界對一位放棄單位的自由撰稿人的關注所蘊含的評價尺度，將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觀念變化。

謝：任何一個社會，在主流之外都有非主流，在廟堂之外都有民間。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後人總是發現民間的東西比廟堂的東西價值更高，總是發現異端中包含著新思想新文化的光芒。這其實是一條很簡單的道理。但文學史或思想史研究中，過去我們往往排斥民間，至今對民間仍然忽視。這當然有很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但從小波去世後知識界所產生的震動看，我以為現在的知識界實際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標準。對於大多數成員是在封閉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界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我們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現，這些年，無論是趙一凡的死，周眉英的死；還是吳方、戴厚英、甘少誠等人的死，正是由於他們生前所選擇的疏離主流的生存狀態，才對知識界發生了影響。民間立場的確立，對有些人來說是不得已的，對有些人來說卻是主動的，王小波的選擇中，人們更看重的就是他的這種主動和自覺性。當然，小波敢於辭職，與他的經濟能力有一定關係。但現在的問題是，像小波這樣留過洋，而且比小波更有經濟實力的人，卻沒有小波這種追求自由心靈的強烈願望，沒有這種選擇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