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遜被徐平氣得滿臉通紅，但偏偏又沒有話來反駁。實際上，按照官僚們的習慣，也不需要反駁。我做事既不需要你的同意，也不在乎你的反對，為什麼要反駁？

徐平沒有什麼表情，實際上他自己都有點麻木。面對頑固至極的官僚系統，他自己也做得舉步維艱，三司哪怕就是經過了大規模的人員更換，做事也還是不容易。

你對辦事的公吏說，這件事情應該這麼辦，公吏馬上告訴你，按照慣例是怎麼樣的，哪一年哪一月，朝廷哪道詔書，哪道敕令，或者是哪位長官，定下來了這種事情應該這麼辦。如果你說，不要管那些慣例，按照我說的辦。好，公吏絕對不會跟你回嘴爭論，轉身就按你說的辦了。但是，後邊遇到的事情，你不指示，他就不做，因為你說了不要管以往的慣例了。然後就是大量的事情卡在這個衙門，公文堆積如山。

任你聰明絕頂，初到這種衙門，都要頭大如鬥。

強勢的官員，上任後經常會重新編修條例，如丁謂重修的《三司條例》和《景德農田敕》。沒有這些條例，衙門就會癱瘓。

徐平現在的問題，是重修條例就引起反彈，有人認為他是第二個丁謂。不重新編修條例，做事情就像在泥田裡跋涉，一步難似一步。

不管是張士遜，還是李諮，都不是那種愚蠢無能的官員，但把他們一起塞進樞密院裡，樞密院就還是那個無能至極的衙門。

范仲淹頂著巨大的壓力，要掀翻呂夷簡，認為呂夷簡奸邪固然是一方面，但也跟他認為呂夷簡是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禍首有關。

趙禎一再提高臺諫言官的地位，也跟他對這種局面既不滿又無奈有關。

大家都沒有辦法的事情，徐平回京才不過一年，又能有什麼妙計？

見局面尷尬，王曾道：“徐平在邕州，面對交趾，以一州之力揚朝廷國威，武功前所未有，如今銳氣尚在，此是朝廷之福。當年西南之交趾，又何嘗不是今日西北之党項？徐徐圖之，樞密院沒有具體的應對，也是實情。但是，到底該怎麼做，樞密院做起來也難，分寸他們難以拿捏。不如這樣，此事過後，由各大臣集議如何？”

呂夷簡道：“王相公說得有理，還是留待日後集議，今天先講党項細作如何處置。”

有了爭論怎麼辦？開會唄。開會有了決議，按照決議執行，徐平對這流程已經極熟。千年之後，這不還是大家習慣遵守的處理方式嗎？

趙禎看看這個，看看那個，默默點了點頭。

太宗時候，一切都是出於聖意，宰執大臣們不過領聖旨而已。現在不是那個時候了，讓趙禎做決定，他也做不了。宋太宗的勤政，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都可以排在前列，幾乎是從天不亮一直到深夜都在處理政務，天天如此，怎麼可能每個皇帝都跟著他學？再者說了，太宗那樣是因為得位不正，當時天下傳言極多，他又多疑猜忌，對誰都不放心，必須把整個國家都掌握在自己手裡。趙禎既學不了，也沒有必要。他有宰執，有侍從，有臺諫，何必自己事事費心？

不瞭解具體的情況，便也就無從去做決定，趙禎的腦子還是清楚。

張士遜沉著臉坐下來，依然氣憤難消。自己知道自己衙門的毛病是一回事，被人當眾指出來又是一回事，這個徐平，不是第一次給自己難堪了。

處理党項細作，到底是該嚴責還是薄責？這可是關係到朝廷對党項態度的大問題，別看是一個語氣問題，半點也馬虎不了。

張士遜道：“如今党項的反跡未顯，只需要向使節點出話中意思，讓他們明白就好。若是真派大臣切責，豈不是撕破了臉皮？以後兩國使節往來，多有不便。”

劉平在一邊看著，見徐平在宰執大臣們面前，堅持自己的意見，也並沒有受到什麼指責，膽氣不由也壯了起來，叉手道：“樞使，末將以為，只是薄責，還是觸不到党項的痛處，反會助長他們的威風。事情到了這一步，必須是要嚴責！”

“兩國使節往來不斷，還遠不到交兵的地步，三衙將領莫多言！”

張士遜已經被徐平氣得不輕，見劉平又插進來，當下話裡就不客氣。

軍隊不能幹政，這是國策，張士遜的話一出，劉平只好閉上了嘴巴。

王曾和呂夷簡不說話，跟趙禎一起，都看著徐平。

徐平緩緩道：“派細作窺探邊疆地理，講得嚴重一點，可以視同敵國，當党項已經不臣欲反，怎麼可以只是薄責？不派大臣也可以，陛下只需派一內侍小黃門，持手詔曉之以理，動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