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話是錯的。徐都漕，你做事確實罕有人比，但經學上，還是別找人來寫。”

喝了半天酒，徐平的臉色有些發紅，剛好掩飾了聽完李迪的話的窘態。李迪性直，歷史上他去世之後，趙禎專門為他題的碑就是“遺直”，說話還真是一點都不客氣。徐平雖然也熟讀經書，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識做底子，不能夠真正沉下心去研究這些先賢學問，經學是其短處。如果單從先賢的書中摘一兩句話出來，徐平可以發揮出去，洋洋灑灑寫篇文章出來，這是他策論的長處。但是由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有根本性不同，對於先賢理論的細微處，他理解的就不行了，這是經學的短處。想用經學來解釋自己的理論，在李迪這位狀元面前，徐平還真是班門弄斧了。

喝了口酒掩飾了一下窘態，徐平才道：“相公說的是，今年我們做的事情求之古籍，已經定了由營田務王拱辰和方城知縣李覯來做。”

李迪點頭：“這人選才說得過，王拱辰是狀元，文章自然不錯。方城知縣李覯，我也聽過他的名字，看過他的一兩篇文章，確是有見地。論起經學功底，李覯不下於泰山孫復和蘇州胡瑗，他參與進來，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

當官重進士出身，民間的學術大家卻沒有這個講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學術流派開創者，名重一時的人物，大半都是沒有中過進士的。泰山學派創始人、開兩宋理學先聲的孫復四舉不中，蘇湖學派創始人、使江南成為理學重地的孫瑗七次落第，李覯若是沒有遇到徐平，歷史上一樣也屢試不中。他們的學術和思想都是靠講學傳播開來，同樣得享盛名。

這是時代的特點，科舉考的並不是經義。說到底科舉是選拔考試，只要能夠把適合的人才選拔出來就可以，並不是能力考試。透過了科舉中了進士並不是說就具有了做官員的能力了，大多數進士出身的官員實際上都碌碌無為。但選拔官員這種事情，也無法進行能力考試，合不合適，還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評來決定。因為大儒往往落榜，就憤憤不平地說科舉制度不公平，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中了進士的大儒，比如歷史上的朱熹，實際上也不是多麼優秀的官員。強行把選拔考試改成能力考試，由重詩賦改為重經義，最後演變成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沒有任何的積極意義。

正是因為如此，李覯的名聲遠比他的官職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員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氣大多了。徐平選擇李覯，已經讓這件事情帶上了濃厚的理論色彩。

要立萬世法，僅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錢糧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能被廣泛認可的理論支援。如漢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劉晏，在財政思想和舉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貢獻，但都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往往人亡政息。另一個極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變法的實踐，再加上韓非子的理論，不管後世怎麼貶低反對，卻一直流傳，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後世各家吸收。實際上這個年代的理財思想，很多都來自法家。韓非把工商列為“五蠹”，商鞅認為學者、商人和技藝餬口的為無用之民，正是重農抑商的理論基礎。

第176章　李迪的轉變

實際上先秦的顯學之中，儒家的治國理論相對薄弱，基本沒有什麼系統性的統治教科書。要怎麼治理國家？儒家告訴後人的，是去看先王之治。不過有一點，儒家因為提倡隆禮尊賢，被視為鋪張浪費，幾乎所有的反對派都攻擊這一點。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百姓最好吃飽了什麼事不幹，什麼事不想，不要有多餘的活動，或者稱為愚民。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耗，什麼禮儀忠孝，都是多餘的浪費。至於娛樂，那更加是罪惡了，本就不應該有，所以也就不允許有。

正是因為治國理論薄弱，什麼樣的理政措施都可以向儒家裡裝。崇本抑末，重農輕商來自於法家，一部分儒者便就吸收了進來。節用愛民來自於墨家，一樣被吸收了進來。黃老之治，清靜無為，更是成了王朝新立時的標配，與崇尚文治並行不悖。

以上三項重要的治國舉措，與徐平現在推行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馳，可以說都是建立在天下之財有定數上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李覯來破除這種觀念了。他由理論上提出了人之慾是天性，是正義的，而滿足人的這些**，則就是逐利。義利之辨，利與義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對立的，逐利與求義並不矛盾，這正是後世功利主義思想的源頭。

徐平需要李覯的理論基礎，正是在這一點上。追求滿足人的**是正義的，則就可以把滿足**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定義為財富，人的**無窮，對財富的渴望也就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