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自己治國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傳統文化是先秦諸子，以及後世於其上生髮的傳、注，再加上各種政論文章，整個一大套的理論系統。通了，才有資格來做這個宰相。不通，皇帝問政一問三不知，前言不搭後語，皇帝不會信，百官也不會服的。

原始社會的公天下，到封建時期的家天下，然後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權沒有合法性來源，很快就被漢取代。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國的大道理，而是要給自己的政權一個合法性來源。董仲舒為了達到獨尊儒術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論，後世稱其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為此。

歷史到中唐，漢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來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統，因為天命終不顯於世間治亂，民者殃，虐民者昌的歷史現實，已經難以為系。韓愈和柳宗元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鎮重建大一統的現實需求下，不得不為政權重建合法性。天命說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於人，公天下便就應運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簡單的文字差別，而是因為他們面臨的任務是削藩鎮。藩鎮類於古時之封建，柳宗元才會斥家天下，駁封建。

到了宋朝，出於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權開始把大政託於文人，提倡文治。對於政權的合法性，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宋儒不得不上追漢唐，承韓愈柳宗元之後。到了徐平所在的這個年代，公天下的意識形態，與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結構已經呼之欲出了。

有這個背景，徐平才會堂而皇之與趙禎如此問對。趙禎不會覺得奇怪，已經掌權計程車大夫們會認可，一切才能順順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順，完成了道與術的問對，對天下的改革將順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講明白，徐平終將是另一個王安石，最後還是回到治亂迴圈上來。

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迴圈，剝去天時、地理這些外在因素，而以國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一對主要矛盾來觀察，便就是剝削烈度加深，導致社會危機出現。政權不能夠解除面臨的社會危機，便亡於內亂。或者危機導致國力大減，亡於外敵。政權之亡，有亡於內部矛盾者，有亡於外敵者。亡於內是內政的問題，亡於外是軍力的問題，兩者有相關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夠牽扯在一起，不然歷史就看不清楚了。

這種治亂迴圈，放到資本主義時代，換一個名字，比作經濟危機，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終秦滅六國而代周。周之八百年，雖有春秋戰國之衰，卻沒有表現出這種治亂迴圈來，或許可以認為，治亂迴圈是大一統的特點，而不是家天下的特點。

當然，這不等於說家天下強於大一統，因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發展不到治而後亂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約等於大一統治亂迴圈的下限。

在這套話語體系之下，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封建社會的下一個朝代，都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為內部主要矛盾的歷史時期，大同之世依然遙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麼資本主義社會，讓資本家掌權就無從談起。改革措施，與此無關。

確定了天下屬於誰，誰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意識形態接下來面對的是國內矛盾。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意識形態的下一個問題是站在誰的立場上。同樣是公天下，還有一個立場問題。

朝廷必偏，是說政權必須有一個立場，沒有立場，政權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徐平的選擇，是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這是中國傳統的立場，也是這個時代能被廣泛接受的立場。天下以民為本，是孟子理論中很重要的內容，接受孟子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為什麼使用這個時代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而不是拿課本上源自歐洲的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課本上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君主立憲和議會制，都是資產階級為了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政治結構。徐平的立場不偏向他們那一邊，而是偏向最廣大的被剝削者，自然就不會使用這兩種政治結構。政治結構從屬於意識形態，同一意識形態會有多種政結構，但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很難使用對立意識形態的政治結構。

君主立憲制和議會制，都是為了弱化統治者對政權的掌控力而出現的，弱化的目的是利於資本家操控政權。只要統治者的權威還重，天然就有號召民眾，有把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的可能。公天下的意識形態下，對於統治者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