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讓組織離心離德的。有這樣的行來，或者是有這樣的嫌疑，自有臺諫系統，把人趕走就是。還是那句話，要論跡不論心。

這樣做的目的，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員表態，確立待制以上官員的地位和權威。他們這些人可以不計私利，以下的官員當以此為表率，堅定大家的政治立場。

官員有職、官和差遣，看起來系統複雜，有時候讓人摸不著頭腦，確實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認為官銜和職任應該相付。徐平堅持不改，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統，把與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頑固，而是這真地改不了，強行改，也會變一個面目回來。

簡單地說，官員有這三樣，是由政治結構決定的，並不是什麼前朝遺留，習慣成了自然。職以待文學之先，其實徐平自己的文學不怎麼樣，但是他從邕州回來一直帶職。職真正的用意，其實跟文學無關，是來別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執政集團的一員。官員只有帶上了職，才成其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員之外的紀律要求的。帶職和革職，以及職的升降，是對官員提拔和處分的一部分。小官帶職，一樣也以任關鍵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黨，帶不帶職，就決定了是不是屬於這一黨中的一員。哪怕沒有徐平這樣明確，事實也是這樣，所以歷史上的元豐改制，改完也要回到這樣一個系統中來。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籠絡人心的口號，而是政治原則，是要落實到政治結構中，貫徹到政治行為當中的。官制是政治結構中的一部分，不是獨立的。

官決定了官員的收入，享受什麼待遇，是與職級有關的。差遣是具體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亂，特別是與前朝的官制比起來雜亂無章。亂是正常的，因為以前沒有哪一個政權跟宋朝這樣，管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如此不能夠適應。

與徐平前世類比，職其實就是黨內職務，官就是你是什麼級別，差遣是實任職務。這個年代的各種使，各種提點差遣，其實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種長，各種主任。比如他的前世縣黨委委員、正科級、農機站長，對應的就是這個年代的職、官、差遣系統。

只是宋朝是黨政合一，沒有跟行政分開計程車大夫組織結構，士大夫就是政治結構中掌權的人員。這樣的結構，是因為政權本身是調和性的政權，不是專政政權。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單獨成立一個黨，用來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確保政權的專政性質。

把階級理論中哲學基礎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萬物換掉，作為意識形態，士大夫集團就成了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作為執政黨，不需要單獨出來確保專政，因為這種意識形態之下沒有專政，而是調和。

沒有徐平，不來做這種改造，而是正常發展到王安石變法，出現新舊兩黨，那麼條件合適就會出現資產階級形態的政權。沒有巨大的外部威脅，軍隊能徹底掌控，社會上出現一個資本家階層，官營事業慢慢向社會轉移，宋朝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

為了創造一個新社會，我們把舊社會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樂，每一項都帶上了落後愚昧的帽子，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歷史發展到了北宋這個時期，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的本身，已經具備了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條件，只是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條件達不到。生產和經濟條件達到了，會自然過渡到西歐最早的資主義。只是可能會出現的，要麼是皇帝專權的君主立憲制，要麼是強國家元首的兩黨制。

否定之否定的階級理論哲學，在東方沒有表現出來。日本走到資本主義，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強行實行工業化。最後虛君，不過是歷史上的幕府而已。

歐洲進入資本主義，國內暴動不斷，不知多少國王被送上斷臺頭，多少封建領主被砍了腦代。與其說是體現的否定之否定的階級革命，不如說是從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統。這個過程，類比的應該是中國從戰國封建走向大一統的過程。

中國歷史，實際上沒有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造成的大動盪，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完成的。而且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國家的特質並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國在中唐至北宋中期這個歷史階段，已經具備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新舊兩黨已經具有了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因為新舊兩黨黨爭，隨之而來的君權加強，是因為中國的歷史傳統，要求在階級鬥爭，皇帝要獨立出來，不被掌控，以確保整個政權的調和性質。

歐陽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黨論的思想中，已經有了兩黨制和多黨制的覺悟，卻被徐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