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充差役，軍俸似可發得少一些。既然要改了，那便讓養兵之費就此省下去。”

徐平道：“陛下，哪怕是百萬之兵，士卒軍俸一年十貫，也不過是一年一千萬貫。實際此時的正俸，哪怕是三衙禁軍，月俸人均也不足一貫。軍改之後，祿米停發，由軍中統一造飯分食。不養家眷，祿米可省十之七八，運往京城的漕糧可減半數。軍中賞賜錢數可依從前，糧帛不發，又可省下不少。如此算來，哪怕是軍中俸祿不減，僅僅是漕糧減半，養軍之費就可省去小半。有強軍，而又省費，多少好事，又何必計較士卒那一點軍俸呢？不但是軍俸要發，參軍依然可以免差役，才能讓良家子到軍中來。”

軍費的大頭，一是俸祿和各種賞賜，另一個就是高昂的運費。駐於邊境，或者出境作戰運糧艱難不說，就是駐於京城，運費也高昂無比。家眷不隨軍，僅僅省下向京城運糧的運費，就是一個巨大的數字。而不再依靠入中，由樞密院設專門機構管理軍中運輸，效率又提高許多，又省下一大筆錢。兩者加起來就足夠了，沒必要再去計較將士俸祿。

軍改之後招兵要召良家子，只有用各種手段，才能吸引人來參軍。同樣是一貫錢，在鄉間比在城市重要多了，發放軍俸，才能吸引農民來參軍。

沉思了一會，趙禎笑道：“如此做，樞密院裁汰冗員，做惡人，中書安排出路，就是做好人了。西北一戰你勞苦功高，也該當得此一好差使！”

第8章　大道佐君王

徐平默默點頭，是啊，打了這麼多仗，立下如許功勞，自己也該撈個好差使，當回好人了。軍制是一定要改的，而改軍制，就涉及到原來的禁軍以後的生計。你真敢不考慮這些人向何處去，不給他們安排出路，大刀闊斧的改下去，就必然會出亂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顧一切地莽一波，那樣做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官府是幹什麼的？前世的課本上說，政權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暴力機構。這話說得不完全，政權除了維護階級統治，同時也調和階級矛盾。當然換一種說法，調和階級矛盾是為了更好地維護階級統治，看怎麼去理解。但不管怎麼樣，政權必然是要擔任這兩種角色。一方面維護統治秩序，保證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同時對統治階級進行壓制，使剝削限制在一個水平上，不致於使天下失序。一體兩面，不可偏廢。

政權當然代表了統治階級，不然從何而來？去代表被統治階級，這政權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幾千年來，有農民起義的實踐，有理論家的推演，最終都沒有解決問題，那麼就只能維持這種結構了。不要以為古人不考慮這種問題，消滅依賴於土地的剝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從來沒有停止，徐平門下就有李覯和張載一直堅持。只是歷史的現實，告訴人們這樣做不行罷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與土地制度相關的措施，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幾乎全部實踐過了。真正讓土改成功的是與土地無關的配套措施，伴隨著的是工業化，沒有工業化伴隨，土改不成其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為土改是封建社會的屠龍技，卻不知人類社會根本沒有屠龍技。

宋人常說，與天子共治天下的，無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這個位子上，就要有這種自覺，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多向調和階級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這是中國人一直堅持的文化傳統。或者說，偏向維護統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調和階級矛盾，是儒家。

中國文化比較早熟，先秦諸子幾乎向每個方向做了探討。法家的本質不是法制，實際上當時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齊劃一，治理國家社會只要嚴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調和。儒家的本質也不是人治，而是對統治者限制，講的是階級調和。先秦諸子講天下大一統的，就是儒法兩家，道墨則講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統一，漢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統一，封建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在政治上深刻影響後世的就是法儒兩家。政權的兩面性，決定了這兩種思想必然並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歷史上儒法兩家都講規章制度，真正執著於用法制來治理社會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兩個是儒家佔上風的漢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區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強調維護統治秩序，儒家則講階級調和。至於人性善惡、三綱五常、仁義道德，都是從這個根本目的延伸出來的細枝末節。

當認為國家已經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不需要再調和的時候，便就會推崇法家，“勸君少罵秦始皇”。認為人性沒有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