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攻擊了遇到的高昌人。雖然契丹人歸還了俘獲，懲治了耶律化哥，與高昌回鶻的關係還是冷卻下來。

隨著宋軍攻滅党項，擊敗契丹的訊息在西域傳播，他們對中原王朝明顯變得熱情。不只是西州回鶻，黃頭回鶻和喀喇汗國也派了使節到肅州見韓琦，要遣使入貢。

宋朝在西域重建藩屬國秩序阻礙不大，朝廷明確了大軍不再西進，停止於肅州也讓這些地方政權安心。瓜沙兩州僅設都巡檢司，而不駐大軍，就是表明停止擴張的態度。

所謂貪多嚼不爛，從安史之亂後，中原王朝的藩籬盡皆失去，宋朝確實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擴張。現在只能集中力量，對付北邊的契丹，把燕雲之地收回來。

接下來西北的方略，就是集中力量發展新佔的党項之地，把河西和河套地區的生產發展起來。有了這兩個基地，才有向外擴張的本錢，不然僅僅大軍糧草，就足以耗盡半個天下的積蓄。位於最西部的瓜沙兩州，不駐大軍，作為佛教中心，也作為通商貿易中心，從經濟和文化上影響周邊地區。首先爭取周邊勢力對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時機到了一切水到渠成。這個過程要多久？或許十年，或許數十年，沒有人能夠說得清。

第56章　國柄

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廳。隨便處理一下公文，就該休務回家了。

在案几上隨手一翻，卻發現一封來自新任鞏縣知縣王安石的書信。展開來看，原來是最近京西路工商業進行大手術，王安石有不同意見。

之前，迫於巨大的財政壓力，各地的工商業基本都操控於官府之手。特別是像酒樓和邸店之類的服務業，稍微大一點的縣以上城市，幾乎全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開的店，只要官方覺得利潤可觀，都會使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收歸官有。

這些官有的酒樓和邸店，大部分讓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潤。大一些的店，贏利能力稍強，便由官府經營。這樣做最大的害處，對經濟的束縛不說，是官府為了保證利潤，強行讓境內的富戶輪差衙前役，用家產作保經營酒樓和邸店。商業正常增長一切都好，一旦出現虧損，或者利潤下降，便由輪差衙前補足差額。

這跟徐平前世的國有經濟不一樣，這些酒樓邸店被官方直接當作提款機，過分一點的地方不按前幾年業績，隨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潤。達不到，便直接用經營的衙前人家的家產充賬。在很多地方，直接變成了對境內富戶額外收稅。

宋朝天量的財賦收入，除了禁榷專營，還有一大部分就是這樣來的。

這樣的後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業的畸形繁榮，服務業的破敗。除了採取特殊政策的幾個京府，大部分的州縣，城內服務業不發達。甚至於出現，城外偏遠地方的酒樓邸店，由於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內還繁榮的怪事。

在京西路試行的工商業改革，徐平借鑑前世經驗，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經營的酒樓邸店，一律賣出去，官方收稅。

一般原則，縣一級保留一處官方經營的酒樓，和一處官方經營的邸店。州一級則按等級，保留二到五處。超出數字的，把小的賣掉擴建大的，形成規模化的經營。官方所有的這些商業，不再使用衙前，而是僱專人經營管理，制定獎懲制度。

宋朝現在問題是，在城鎮是官有經濟佔的比重過大，官府對利潤的搜刮過甚，讓工商業發展不起來。透過向民間讓渡小型工商業，來刺激經濟的活力。

與向民間開放工業和服務業相對應，透過三司鋪子和各種民間會社經濟，把畸形繁榮的商業的主導權，從一些大商戶的手中奪過來。他們藉助官方力量實行行會壟斷，在獲得超額利潤的同時，打擊壓制了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出乎徐平意外，王安石表達的不同意見，竟然是覺得對民間放權讓利不夠。他以鞏縣為例，認為已經有了驛館，官方的人員往來住處和酒食供應有保障，再保留官營的酒樓和邸店各一處沒有必要。如果把這個市場完全放給民間，百姓得利更大。

徐平把這封書信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實在不相信這是王安石提出來的意見。在印象中可不是這樣，王安石變法是把民間的工商業全部收歸官有，走得比自己更遠。

中國歷史與歐洲有著完全不同的軌跡，在宋朝和之前的朝代，經濟中不管是農業還是工商業，官方都佔有巨大份額。宋朝是一個頂峰，王安石變法直接把工業、商業和金融業幾乎全部收歸官有。同時在鄉村推行保甲法，把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