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內庫存了。只要江山穩固，紙鈔就不會出現動盪，紙鈔不出現動盪，銅錢便就沒有用，只是小額的紙鈔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還要那些銅錢有什麼用？趙禎對這事情想得通透。

兩位宰相問完，趙禎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務必解惑。按剛才所說，三司今年花的錢比往都多，怎麼來的《會計錄》裡已經寫得明白，不需多言。不過，三司的錢終究是來自地方，怎麼從地方收上來的錢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羨餘？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員對百姓刻剝務斂，得來的錢吧？審計司要查，要有個說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審計司查總是要查的，不過地方上羨餘多了倒是可以解釋。一是三司鋪子和銀行開到了天下大部分州軍，做工的經商的多了，稅自然也多了。雖然道理上說商稅都要解往三司，但實際上，總還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這是歷年常例，以備本路水旱不常，出現災情，漕司可以在本路從容調撥。當然，地方上多出來的錢最大的來源，還是在銀行身上。銀行開到哪裡，哪裡的錢糧便應當比往年輕鬆許多。”

趙禎對這一點很感興趣，對徐平道：“這是個什麼道理？你詳細說一說？”

“陛下，朝廷從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還是地方，每收上來一文錢，都要花一定的本錢出去。朝廷收稅賦，是要花本錢的，絕不是賬籍一勾錢就收上來了。收一戶的稅，要有差役催繳，要放到庫裡，要有人點算，要有人運送，諸般種種，不一而足。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收稅賦的本錢，臣曾經算過，以往的年份，每從民間收上一文錢來，以開封府論，就要花三文的本錢，收的錢越細碎，這本錢越高。而到了外路州軍，京東京西路，一文稅的本錢則不下於五文，荊湖、福建、川峽四路則到十文，到了二廣那樣的偏遠州軍，則就要二十文開外。往年這收稅賦的本錢，都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嶺南二廣以及沿邊三路，都儘量讓他們不要解錢到京師來，只是用在地方養軍。萬不得己，也換成金銀輕貨起解。”

其實豈止是收稅，政權維持統治都是要花錢的。所以才有對偏遠的地方，不但不收他們的稅，寧可由中央朝廷補貼。補貼的是統治成本，看起來虧了，實際上從整個社會效果來說，僅僅是經濟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賺的。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假裝不知道罷了。

這個年代的收稅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稅的成本和運輸銅錢的成本。以佔的比例最小的現金運輸成本為例，從襄陽郡一帶沿水路運銅錢到京城，運一千貫錢的運費就大約是一千五百貫。三司收到他們的錢，還要額外搭五百貫進去，實際上是虧本的。這銅錢還不能不運，不然天下銅錢分佈嚴重不均，造成的後果比這虧五百貫還嚴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細碎小額的稅，為了壓縮成本，會以一定的數額讓攬頭撲買。攬頭由官府授權收稅，比定額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潤，比定額少了自己補上。這不是包稅制，而只是一種靈活的收稅形式，實際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經在農村地區的集市廣泛施行過。沒有辦法，這些稅的收稅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這筆錢，只能這樣做。

收稅的成本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稅並不能反映民間的稅負負擔，還要看為了收這些稅花了多少成本。不過這個問題太複雜，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裝作不知道罷了。三司財政寬鬆了之後，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細碎的稅收。

大額稅收的成本相對來說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稅成本一下子劇降。而最重要的是銀行系統，一些固定稅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動交到銀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稅漏稅上。銀行不再需要把銅錢運到京城，再從京城運到地方這個程式，資金流動的成本也降了下來。這些措施綜合下來，現在三司從全國收稅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幾分之一。

把這些問題剖析清楚，徐平對趙禎道：“陛下，為何三司收上來的錢多了，地方上的羨餘也多了？說破了其實很簡單，現在收稅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來五千萬貫錢，實際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億貫。而現在收上來一億貫，地方可能只花兩億貫。若是再算上這些年新開的工場、商鋪增加的稅收，加上三司屬下的蔗糖務、營田務、銀行和各種公司賺來的錢，則地方負擔實際上比前大規模地減輕了。以前天下州縣出五億貫的稅賦覺得緊巴巴的，現在則只出一兩億貫，自然就寬鬆許多了。而且還不只是如此，其實花錢也一樣是要本錢的，這兩年三司花錢的本錢也一樣降下來了。銀行的好處，便就是如此。對於朝廷來說，實際上賺的利息之類都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