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的不是旁人，正是袁大總統本人。

1904年冬，江西武備學堂總教習吳介璋奉北京練兵處令，飭選李烈鈞、歐陽武、胡謙、餘鶴松四人赴日留學，李餘二人就這麼成了同學。只不過兩人因為一個傾向於暴力革命、一個則推崇立憲改革，最終走到了對立面上，關係也生分了起來。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江西暫編第二十七協第五十三標充教練官訓練新軍的餘鶴松立刻響從推動標統馬毓寶在九江獨立，後任江西陸軍第二旅旅長。後來李烈鈞借策反清艦之功躍居九江軍政府參謀長，隨後因與都督馬毓寶之間的矛盾越發突出，最終被迫出走安徽，卻沒想到這李烈鈞也不是一般人物，他在安徽趁機上位借安徽局勢不穩坐上了安徽都督的位子，並趁機成為了孫黃二人面前的紅人。

李烈鈞知道他乃是江西人，在安徽任都督位子很難坐穩，過沒多久當地各大勢力爭相背後搗亂。此時已經藉助皖督之位訓練出了五千兵勇的他果斷宣佈辭去皖督之位，帶領士兵返回江西，藉助兵權最終擊敗了馬毓寶跟其他同盟會內成員，登上了贛督的位子。作為前任九江都督馬毓寶的心腹，餘鶴松與李烈鈞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最終還是李烈鈞技高一籌，藉口中央命令裁軍收編了餘的部隊，由李烈鈞的另一同學歐陽武統率，並改派餘為都督府代表前往北京，變相放逐了他。餘鶴松失去軍權，對李十分不滿，就在北京走袁世凱的門路。袁趁機給了他一筆經費，讓他回江西活動，並許諾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鈞，袁世凱就任命餘為江西都督。餘鶴松曾在江西新軍中任教官，在軍中的人脈只比李烈鈞稍差一些。回到江西之後很快便聚集了一幫不滿李烈鈞的人手，於12月21日在南昌發動舊部兵變，以亂兵包圍都督府企圖殺死李烈鈞。但李烈鈞防他久矣，得知他回贛之後便下令增加了都督府的守備力量，當天即迅速調兵平叛，麾下大將蔡銳霆擊潰叛軍主力，為震懾亂軍開啟殺戒屠殺叛亂軍官士兵數百人，致使餘鶴松兵變僅兩日便宣佈失敗，被迫逃回北京，隨後未免被袁世凱交給李烈鈞洩憤，連夜逃往天津坐船往南洋避禍。

南昌兵變之時正值江西大選，兵變之中不少選民受了傷，結果雖有李烈鈞百般遮掩，幾日後還是鬧得舉國皆知。李烈鈞雖然心中憤恨但是知道這件事情背後只怕乃是有袁世凱在搗鬼，只能強忍下來，卻不想這個時候袁世凱竟然藉口對他亮出利爪，並且一上來便扔出了殺手鐧……軍民分治。

所謂軍民分治，原本是黎元洪被李漢踢出了湖北之後失去了手上權力，後來又在南京、北京均不得勢時懷恨搗鼓出來的東西。按照他本人的意思，他因為李漢失去了權力，也不能讓李漢跟南北眾多的都督、軍閥們好過，隨即足不出戶數個月，涉獵歐美日眾多制度之後完成的計劃，當然也借鑑了一些李漢西部聯合軍政府的舉措。前清中國體制，總督、巡撫都是帶兵官，當時是文人帶兵，即使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軍事將領擔任總督重任，但他們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舉功名。辛亥革命後的形勢有所不同，一批職業軍人擔任了都督職務，掌握了軍事、民政權力，開始出現軍閥割據的傾向。而所謂暴民**，本來指的是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統治時期的恐怖統治。辛亥革命後，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暴力傾向，一些革命黨人在社會政治活動中也動不動以暴力相向。

副總統黎元洪最早於5月10日參眾兩院北遷之後在會議上提出的，他針對革命後秩序混亂的現象，認為軍人柄政流弊叢生，主張將軍務、民政劃為二途。這篇長達2400字的電報，是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駢儷文字，指出軍人柄政有“十害三無”。所謂“十害”，大體是指軍事獨裁和軍隊擴張形成的社會危害；所謂“三無”，是指在軍事獨裁情形下，軍界“無道德心”、“無法律心”、“無責任心”。他強調面臨的危險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於滿清之親貴，而亡於民國之英雄，不亡於**之淫威，而亡於共和之初政。”這封電報，說實在的，也道出了當時的社會混亂，以及預測到了後來軍閥混戰時期的種種現象。當時他這理論一提出便得到了舉國的關注，只不過民眾雖然響應但是各省都督卻沒一個響從的，加上當時袁世凱還沒有從之前的戰事中恢復過來，他鬧出的風浪逐漸的也就平息了下去。

只是因為旗人案，地方第一強藩李漢差點跟中央打了起來，雖說事後在各方面的鎮壓下這件事情逐漸的被眾人所淡忘，只是無論參眾兩院還是內閣跟那位袁大總統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火氣。對於李漢依仗著手上的兵權拒絕接受內閣跟參眾兩院的召喚的舉動十分憤怒，結果這一次藉助著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