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年秋天，家父、家母暫時寄居在臺北縣竹林市一位王姓的山東籍“國大代表”的家中，正愁悶無緒，忽然有訪客自臺北市來，聽口音是濟寧州人士，照面接談之下，家父只覺那一張麻子臉似曾相識，那人卻趨步上前緊緊握住家父的手，道：“久違了！張科長。”

王代表隨即為家父介紹了——原來此人正是與家父同艦來臺的李綬武。三人一旦落座，李綬武反而和家父熱絡地攀談起來，聞知家父賦閒無事，便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有個抄寫員的空缺，可以先去佔了，再循公務人員考試途徑取得資格，日後敘薪升等，都有制度可依。王代表聽了，也在一旁勸說，直稱家父年富力強，學養亦佳，該替國家社會多盡些心。家父這才猜出：李綬武並非突然造訪，恐怕還是王代表居間安排，才有此一晤的。未料這一晤，三個人談得十分投契，同吃了晚飯還不盡興，又一徑圍坐閒聊，直到夜半。這一席長談，家父才對渡海之行的首尾有了些輪廓的瞭解。

原來早在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號，共產黨華東野戰軍的九個縱隊打下了國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指揮中心——陳官莊，生擒副總司令杜聿明。兵團司令邱清泉則飲彈自戕，徐蚌會戰結束。“老頭子”情知華中地區再無可恃之地，而華北平津一帶又已於前月失陷。萬里江山，寖失其半，眼下若非向海外覓一棲枝，便只能依恃長江天險、勉為抵拒。為了儲存經濟實力，“老頭子”遂下令其子——人稱“太子爺”者——與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二人共同負責，將央行所貯存的黃金、白銀全數移運至臺灣、廈門兩地。

不料到了一月底，最高當局又下了道密令，說是上海方面也有一批黃金必須緊急交運到廈門。此事外間無有與聞者，卻是由國防部保密局的毛慶祥直接指揮。毛慶祥原本是“老頭子”的貼身機要——此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把攬下了這個任務，還以為可以大大地表現一番。及至細細將密令讀了，才知道貯存在上海的黃金有二十萬之多，貯存的地方叫黃泥塘，位於蘇州河北岸。毛慶祥親自跑了一趟黃泥塘，只找著一間長寬各約八尺有餘的破板屋，門上貼著“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的封條。從門縫往裡望進去，但見蕭然四壁，其內竟空空如也。

好在這“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是保密局的外圍組織。毛慶祥回到局裡一查案底，找著負責相這“新社會”往來的專員徐亮，出示了“老頭子”的密令，徐亮一見密令卻為難起來，告以：這黃泥塘早在幾十年前是塊流沙地，光緒年間曾經起過一幢樓，旋即塌了。日後為哥老會徒眾尋著舊址，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重新整頓修葺，蓋成一座地窖式的庫房。至於其中貯放的是什麼物事，旁人卻無從知曉。如今密令忒急，要將地底下這二十萬兩黃金於一夕之間掘出、清點以及移運到安全的所在，且不說須動用多少人力了，就算有那麼些可用的人力，又怎麼能叫眾人守口如瓶、俾不外洩呢？

毛慶祥追隨“老頭子”多年，知道他用人任事極易起疑，而這一趟啟運黃金的任務之難也就在此——試想，築窖藏金者倘若是哥老會徒眾，那麼開庫移運之事便不能再託付同一方面的人物。但是二十萬兩黃金約莫有六七公噸之重，正因為不能委交尋常軍警單位處理，才會讓保密局全權負責。然則他又如何能在這兵馬倥傯之際調動一大批信得過的伕役，而將數量如此龐大、價值如此貴重的一筆財物安然交運抵埠呢？此外，既然這是“老頭子”私下交付的一份密差，毛慶祥便更不能去和毛人鳳等大特務參詳討教了。

正躊躇無計之間，會逢當年“力行社”的老政訓特務賀衷寒也奉了“老頭子”密令來上海處理一樁為“太子爺打虎”善後的工作。賀衷寒一聽毛慶祥碰上了這等麻煩差使，便薦了個得力的部屬給他——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李綬武。

這，又要從“太子爺打虎”說起。原來在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下旬，“老頭子”實施幣制改革，以金圓為本位幣，限期收兌人民所有之黃金、白銀和外幣，並收兌法幣和東北流通券。根據這個“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原先流通的法幣三百萬元摺合金圓一圓，金圓二圓摺合銀幣一圓，美金一圓又摺合金圓四圓。幣制一改，就怕物價紊亂。“老頭子”遂派出俞鴻鈞、張厲生、宋子文三名親信分赴上海、天津、廣州，以“經濟管制督導員”身份查辦這三個城市之中的金融和工商界是否有哄抬物價情事。“太子爺”原本是協助俞鴻鈞任事的助辦，可是他身份特殊，一到上海便獨攬大任，半個月之內連續扣押了幾個上海聞人——其中包括一個銀行界的鉅子洪達展和一個紡織界的巨擘萬硯方。罪名分別是非法進行場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