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度裡，人類才找得到世界上惟一合理的、正確的、可行的政體。烏托邦的自由主義者和法西斯的宣傳主任，他們的危險便在這裡。為糾正起見，他們必須有一種幽默感。

論幽默感

我很懷疑世人是否曾體驗過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對於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根本組織。我們須預設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或者如一個美國人所說，使德國人民損失了幾十萬萬元。威康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許會笑，可是在公共場所中，他鬍鬚總是高翹著，給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遠在跟誰生氣似的。並且他那笑的性質和他所笑的東西——因勝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笑，或對什麼東西應該笑。他的夢想是脫離笑的管束的。

據我看來最深刻的批評就是：民主國的總統會笑，而獨裁者總是那麼嚴肅——牙床凸出，下頷鼓起，下唇縮排，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閒的事情，好像沒有他們，世界便不成為世界。羅斯福常常在公共場所中微笑，這對於他是好的，對於喜歡看他們總統微笑的美國人也是好的。可是歐洲獨裁者們的微笑在哪裡？他們的人民不喜歡看他們的微笑嗎？他們一定要裝著吃驚、莊嚴、憤怒，或非常嚴肅的樣子，才能保持他們的政權嗎？我所讀到的關於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說他在私生活中是極其自然的。可是獨裁者如果非裝做憤怒或自負的樣子不可，那麼獨裁製度裡一定有什麼彆扭的地方，整個心性必都有錯誤。

現在我們討論獨裁者的微笑，並不是無聊地尋開心；當我們的統治者沒有笑容時，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他們有的是槍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當我們冥想這個世界，由一個嬉笑的統治者去管理時，我們才能夠體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麼世界便有救了。因為幽默一定和明達及合理的精神聯絡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會辨別矛盾、愚笨和壞邏輯的微妙力量，使之成為人類智慧的最高形式，我們可以肯定，必須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國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梯芬·李可克（Stephen　Leaclck）代表加拿大；切斯休頓（）已經死了，可是伍德郝斯（）或愛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以代表英格蘭。威爾·羅傑（Will　Rogers）可惜已經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個美國代表。現在我們可以請勞勃·本區雷（Robert　Benclhey）或海·胡德·勃朗（Hey　Wood　Broun）去代替他。義大利、法國、德國、俄國也有他們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這些人物在大戰的前夕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我想無論他們怎樣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歐洲的大戰來。你會不會想像到這一批國際外交家會掀起一次戰爭，或甚至企謀一次戰爭。幽默感會禁止他們這樣做法。當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時，他們是太嚴肅了，他們是半瘋狂的。他們深信自己是對的，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具有健全常識的幽默家是不會這麼樣想。你可以聽見蕭伯納在大喊愛爾蘭是錯誤的，一位柏林的諷刺畫家說一切錯誤都是我們的，勃朗宣稱大半的蠢事應由美國負責，可以看見李可克坐在椅子上向人類遭歉，溫和地提醒我們說，在愚蠢和愚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譽強過其他民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戰又何至於能引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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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論近人情（5）

那麼是誰在掀起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計劃的人、謹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愛國的人，那些有“服務”人類慾望的人，那些想創造一些事業給世人一個“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麼場地裡造一個騎馬的銅像，來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地，那些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時，也就是最懦弱而糊塗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氣、深刻和機巧。他們永遠在處理瑣碎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那些心思較曠達的幽默家更能應付偉大的事情。如果一個外交家不低聲下氣地講話，裝得戰戰兢兢、膽怯、拘束、謹慎的樣子，便不成其為外交家。——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國際幽默家的會議來拯救這世界。我們大家都充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