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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美國是機械文明的先導者，大家都以為世界在未來的機械控制下，一定傾向於美國那種生活形態。這種理論我卻抱著懷疑，誰也不會知道未來的美國人又將是怎樣的一種氣質，勃魯克（Van　Wych　Brook）在新著《新英格蘭文化時代》一書中所描寫的也許會重現於今日，我以為這是可能的。沒有人敢說新英格蘭文化的產物不是典型的美國文化，也沒有人敢說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義的憧憬裡所預測的理想——自由人類和完美母親的產生——不是民主主義進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國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許會產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羅與新的羅威爾（Lewell）。到那時候，那種採金狂熱所弄糟了的美國舊文化，也許會再開花結果。這樣說來，美國將來的氣質，不是又要跟今日的兩樣了嗎？不是將接近於愛默生和梭羅的氣質嗎？我認為文化本來就是空閒的產物。所以文化的藝術就是悠閒的藝術。在中國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來享受悠閒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學的觀點上看來，勞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絕不勞碌，過於勞碌的人絕不是智慧的，善於優遊歲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講些中國人的悠閒過活技巧和分類，只是想說明那種養成他們喜閒散，優遊歲月，樂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詩人的性惰——的哲學背景。中國人那種對成就和成功的發生懷疑，和對這種生活本身如此深愛的脾性研究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中國人的悠閒哲學，可以在十八世紀的一個不大出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說的話裡看出來，他以為時間之所以寶貴，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閒暇之時間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不了小小的一個房間住著，房裡滿是東西，一無旋轉的餘地，因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一旦她的薪水略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間較寬敞的房子裡，在那裡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氣爐子外，還有一些迴旋的地方，這就是她感到舒適。同樣理由，我們有了閒暇，才能感到生活的興趣。我曾聽說紐約公園街（Park　Avenue）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邊的無用地皮都買了下來，原因是恐防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廈，她僅僅是為了要得一些棄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費大量金錢；但我以為她花的錢，再沒有比花在這種地方更精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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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悠閒的重要（3）

關於這點，我可以報告一些我個人的經驗。原先我看不出紐約市中摩天大廈的美點，後來到了芝加哥，才覺得只要在摩天大廈的前邊有相當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為莊嚴美麗的。芝加哥在這方面比較幸運，空地較紐約曼哈頓市區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築物間的距離比較寬闊，則在遠處看起來，就似乎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了視線。這樣比較起來，我們的生活太狹仄了，使我們對精神生活美點不能得到一個自由的視野。我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悠閒生活的崇尚

中國人之愛悠閒，有著很多交織著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薰陶和哲學的認可的。這種愛悠閒的性情是由於酷愛人生而產生，並受了歷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盪，最後又由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它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態度。中國人能囫圇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著道家哲學的種子。

有一點我們須先行加以澄清，這種消閒的浪漫崇尚（我們已說過它是空閒的產物），絕不是我們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產階級者的享受。那種觀念是錯誤的。我們要明瞭，這種悠閒生活是窮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們中有的是生性喜愛悠閒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當我讀中國的文學傑作時，或當我想到那些窮教師們拿了稱頌悠閒生活的詩文去教窮弟子時，我不禁要想他們一定在這些著作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謂“盛名多累，隱逸多適”，這種話對那些應試落第的人是很聽得進的；還有什麼“晚食可以當肉”這一類的俗語，在養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中國無產階級的青年作家們指責蘇東坡和陶淵明等為罪惡的有閒階級的智識分子，這可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的最大錯誤了。蘇東坡的詩中不過寫了一些“江上清風”及“山間明月”。陶淵明的詩中不過是說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雞鳴桑樹顛”。難道江上清風山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