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依靠107個國家的資料驗證我們的命題，我們再以1990年的新聞自由評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時

候的法治水平作為起點解釋變數，然後用這些變數來解釋從1990~2002年間不同國家的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工業）年均增長率

之差。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在這12年間的增長速度有差別，那麼，我們想知道這兩個產業的增長速度差到底

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無關係。這種迴歸分析比2–7中所作的相關性分析更能幫助我們得到關於因果關係的結論。迴歸分析

的結果是：1990年新聞媒體越自由的國家（或者是越富的國家），在隨後的年度中其服務產業相對於工業增長得越快。因此，一個基

本的實證結論是：如果一國的新聞媒體不開放，那麼其制度環境相對更適合發展製造業工業，而不利於發展第三產業。這一實證結果跟我

們的理論命題完全一致。

除了新聞媒體這一制度機制外，我們也可以分析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與產權保護的關係。根據一國對產權保護的程度我們先把各國

分成三等份組，然後將每組國家在2002年第三產業佔GDP的平均比重放在2–8中。2–8表明，產權保護最好的國家，其第三產

業也最發達（佔GDP的64。90％）；而產權保護不好的國家，其第三產業最不發達（佔GDP的52。47％）。前面談到，製造

業與第三產業對產權和合約權益保護有著不同程度的依賴性，制度資本欠缺的國家不利於第三產業發展，2–8從產權保護的角度也證實

了這一結論。

2–8？產權保護與第三產業的發達程度

最後，2–9比較中國與印度的第三產業發展情況。在1980年，印度第三產業佔GDP的36。6％，中國第三產業佔GDP　的2

3。8％。但到了2002年，這兩個比重分別為50。7％和27。5％。同一期間，印度的第三產業在其經濟中的分量增加了14。

1％，而中國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這說明中國並沒利用製造業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帶動第三產業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長，沒能發

揮出更大的內生增長潛能；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在同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廉價的條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相應的行業：中

國選擇了製造業，而印度則利用其相對的制度資本優勢發展服務業。

2–9？中國與印度的第三產業歷年佔GDP比例

制度與財富

為什麼強調第三產業？

說到這裡，一個自然的問題是：為什麼在第三產業對制度機制的依賴性這麼強的情況下還要推動制度改革來促進第三產業發展？

答案在於兩個方面：首先，製造業的經濟增加值低、利潤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務業的增加值和利潤率相對要高。其次，第三產業

是經濟持續增長、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的關鍵點所在，靠“硬苦力”的製造業是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獲取更大份額的。而且，在當今世界上

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已不再是自然資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寬廣，而是取決於你的制度機制是否最有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使交易成本

最低。在現代運輸技術、通訊技術出現之前的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早期，跨地區經濟市場還沒完全形成，那時的市場交易可能依賴道德規

範、習慣法即可，有沒有新聞媒體（更不用說開放的新聞媒體）、有沒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可能並不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競爭優

勢，那時“地大物博”決定競爭優勢。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交易中與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來越多的是外

地陌生人和外國商人。道德規範、習慣法已不夠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規司法和開放暢通的新聞媒體才能促進交易更高效地進行。

透過以上的討論以及所看到的多國綜合經驗，我們不僅認識到中國改革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而且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過去二十

幾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沒有挑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反倒更加顯示出制度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指導意義所在。

制度與財富

什麼妨礙我們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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