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有一些人員很少流動的單位。在這些地方，隱私也不多，辦個什麼私事，也難說全是個人決策。因為這類現象並不陌生，你看了這本書，不會懷疑村落文化的真實性。

羅素大師曾言：不要以為有了實證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實際上，要提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下一番思辨功夫。這真是至理名言。據我所知，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設婚喪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個人決策，那麼就要有個依據——追求個人快樂或者幸福。在村莊裡，這種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辦什麼事都要讓大家說好，最好讓大家都羨慕。這是另一個價值體系。那麼是否能說，他們的幸福觀就是這樣，另外的快樂、幸福對他們來說就不存在了呢？在結束了在山西的調查、浙江調查未開始時，李銀河給《二十一世紀》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能詳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長。簡單來說，結論是這樣的：不管怎麼說，自己覺得好和別人說你好畢竟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後者看得極重，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對他們來說前一個問題就不存在了。以此為據，村落文化的實質就容易把握了。

李銀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種消極力量，是因為這種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這個自然村裡，把寶貴的財力全用在了婚喪嫁娶這樣一些事上，生活的意義變成了博取村裡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動力。這個文化裡，人際關係的分量太大，把個人擠沒了。別人也許會反對她的觀點——他會說重視人際關係，正是我們的好處呢。在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銀河的意見，因為中國的村落文化和低質量的生活聯絡在一起，放棄村落文化到城市裡生活正是千百萬農民的夢想——所以它是那種你不喜歡、又不得不接受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給它唱讚歌了。

李銀河的研究工作是樸素的。作為學者，她不是氣勢恢弘、辭藻華麗的那一種，也不是學富五車、旁徵博引的那一種。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這種明白會被人看成淺薄也罷。從表面上來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內容，比方說，題目有沒有人重視啦，一年發了多少論文啦，寫了多少學術專著啦，但是這些在她看來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發現。

《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李銀河著，1993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關於同性戀問題

關於同性戀問題

從1989年開始，我們做了一個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幾經波折，終於得到了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圓滿的結果——發表了研究報告，並且寫了一本書，叫做《他們的世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有一些顯著的缺點，也有一些顯著的優點。優點在於首次發現了在中國大陸也存在著廣泛的男同性戀人群體，並且存在著一種同性戀文化——我們說的文化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指一個群體內全體成員共有的資訊，具體來說，指關於同性戀活動場所、相互辨認的方式、綽號、圈子內的規範等知識。我們對這種文化做了比較細緻的調查，描述了其內容。這是一種科學上的發現。

這本書的缺點在於沒有按統計學的要求來抽樣，故而所得的結果不能做定量的推論。我們的調查物件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們只是全部同性戀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們轉述的，所以由此得到的結論可能會多少有些偏差。

一些人帶有固定的同性戀傾向，不管他知不知道有同性戀這件事，或者是否經歷過同性戀行為，這種傾向始終存在。因為有了這種傾向，一旦他開始同性戀行為，就不能或者很難矯正過來。而沒有這種傾向的人，可能會在青少年時期涉及同性戀活動，等到成年以後，卻會發生變化，憎惡這種活動。現在看來，這種傾向很可能是遺傳的，或者說是先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養成的——我們發現它和初次性經歷有很大關係。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論其種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帶有這種傾向。我們說的同性戀者，就是指這樣的人。現有的資料說明，終身的絕對男同性戀者佔男性人口的1％到10％，我們的研究證實了這種說法。僅從我們發現同性戀人群的規模來看，肯定超過了男性人口的1％，但是到底有多少，卻無法確知。假如你有個孩子慣用左手，你可以禁止他用左手寫字、用左手拿筷子，但是他的左手畢竟是較靈活的手。這種情形和同性戀的情形是一樣的。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人可能沒有機會經歷同性之間的性生活，但是他始終渴望這種性生活。我們的觀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