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起來之後，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有些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希望這種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寬容它——納粹在德國初起時，有不少德國人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這種非理性的狂潮成了氣候，他們後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時，我在學校裡，有不少老師還在積極地幫著發動“文革”哩，等皮帶敲到自己腦袋上時，他們連後悔都不敢了。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蠱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製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只能是反對蠱惑宣傳。我別無選擇。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22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發表時題目為“蠱惑與快感”。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麼，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熱辣辣。這方面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裡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裡送點什麼，或者從地裡收穫點什麼，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裡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裡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裡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麼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裡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裡，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裡送糞——其實那種糞裡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80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鉅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裡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只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裡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幹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幹。白薯幹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幹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乾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幹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幹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乾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里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只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沖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裡，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幹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