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很多。因此，他們很快就達到了全知全覺的水平，換言之，達到了“內聖”的境界；只是這些知和覺可靠不可靠卻大成問題。我們知道，內聖和外王總是聯絡在一起的。假如我們說，聖賢急於內聖，是為了外王，就犯了無憑據地猜度別人內心世界的錯誤。好在還有朱熹的話來作為佐證：他也承認，自己格物致知，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

現在，假如我說儒家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學是全然錯誤的，也沒有憑據。我甚至不能說這些東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裡的確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為這種知識的追隨者，的確用它攫取了僧侶的權力。至於這種知識的發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想獲得、更沒有享受到這種權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試圖透過復興這種知識來獲得這種權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他們：“無恥之恥，無恥矣。”當然，有人會說，我要復興國學，只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振興民族的自尊心。這就等於說，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且以天下為己任。我只能說，這樣赤裸裸地宣揚自己過於直露，不是我的風格；同時感到，僧侶的權力又在叩門。僧侶的權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這我是承認的。虛偽從來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紀末，我們有理由盼望好一點的東西。當然，對我這種盼望，又可以反駁說，身為一箇中國人，你也配！——此後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別的了。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水滸傳》上寫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歸戴宗管。按理他該給戴宗些好處，但他就是不給。於是，戴宗就來要。宋江還是不給他，還問他：我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裡，你憑什麼要我的好處？戴宗大怒道：還敢問我憑什麼？你犯在我的手裡，輕咳嗽都是罪名！你這廝，只是俺手裡的一個行貨！行貨是劣等貨物，戴宗說，宋江是一件降價處理品，而他自己則以貨主自居。我看到這則故事時，只有十二歲，從此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行貨感，這是一種很悲慘的感覺。在我所處的這個東方社會里，沒有什麼能沖淡我的這種感覺——這種感覺中最悲慘的，並不是自己被降價處理，而是成為貨物這一不幸的事實。最能說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幹了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我個人有過這種經歷：在我十七歲時，忽然就被裝上了火車，經長途運輸運往雲南，身上別了一個標籤：屯墾戍邊。對此我沒有什麼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貨感。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早有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總覺得這種解釋還不如說我是個行貨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為，地球是圓的——如你所知，這是事實；古希臘的人卻以為，地是一塊平板，放在了大鯨魚的背上，鯨魚漂在海里，鯨魚背上一癢，就要亂蹭，然後就鬧地震——這就不是事實。羅素先生說，不能因此認為埃及人聰明，希臘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圓圓一圈地平線，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難。希臘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濱海地區，難怪要想到大海、鯨魚。同樣是人，生在曠野和生在山區，就有不同的見識。假若有人生為行貨，見識一定和生為貨主大有不同。後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國《獨立宣言》，這是兩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種植園主起草的檔案，照我們這裡的標準，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語言。至於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國的典籍裡多的是，從孔孟以降，講的全是行貨言論，尤其是和《獨立宣言》對照著讀，更是這樣。我對這種言論很不滿，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個立腳點：我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行貨——身為貨物，批判貨主是不對的。

這些年來，文化熱常盛不衰，西方的學術思潮一波波湧進了中國。有一些源於西方的學術思想正是我的噩夢——這些學術思想裡包括文化相對主義、功能學派，等等。說什麼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沒有一種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夢。從道理上講，這些觀點是對的，但要看怎麼個用法；遇上歪纏的人，什麼好觀點都要完蛋。舉例來說，江州大牢裡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獄文化），按照這種文化的定義，他是戴宗手裡的行貨，他應該給戴宗送好處。他若對戴宗說，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憑什麼說我是宗貨物？咱們這種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說：宋公明，根據文化相對主義的原理，沒有一種文化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