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裡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麼想，現在我也這麼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佈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裡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麼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麼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裡。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佈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鬥，不要武鬥”，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裡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麼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面。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裡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麼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裡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裡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姦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裡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面考慮在內。只考慮陽的一面，結論就只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裡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裡，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裡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裡，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