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瞭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薰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裡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鍊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臺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克螂。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裡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面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面有橡皮頭。我從後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麼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飢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麼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麼多美事怎麼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臺，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麼幸福，多麼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裡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麼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麼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沉默的大多數（2）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麼說吧，人來到世間，彷彿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麼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麼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