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面。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麼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對於現世的人來說，與別人相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異性，有體質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來和別的人有些不同：黃頭髮、藍眼睛、大高個兒，等等。這種體質人類學上的差異被極個別的混賬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們民族優越的證據，結果他們就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猶太民族則是個相反的例子：他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但在塵世上一點壞事都不做。我喜歡猶太人，但我總覺得，倘他們不把選民這件事掛在心上，是不是會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猶太人忘了這件事，對自己在塵世上的遭遇可能會更關心些，對納粹分子的欺凌可能會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憑什麼伸著脖子讓你來殺？我覺得有些被屠殺的猶太人可能對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點——當然，我也希望這些被屠殺的人現在都在天堂裡，因為有那麼多猶太人被納粹殺掉，我倒真心希望他們真是上帝的選民；即使此事一真，我這非選民就要當地獄裡的烤鴨，我也願做這種犧牲——這種指望恐怕沒起好作用。這兩個例子都與特異性有關。當然，假如有人篤信自己的特異性一定是好的，是優越、正義的象徵，舉一千個例子也說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說服誰，只是想要問問，成天說這個，有什麼用？

還有些人對特異性做負面的理解。我知道這麼個例子，是從人類學的教科書上看來的：在美國，有些黑人孩子對自己的種族有自卑感，覺得白孩子又聰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難看。中國人裡也有崇洋媚外的，覺得自己的人種不行，文化也不行。這些想法是不對的。有人以為，說自己的特異性無比優越是唯一的出路，這又使我不懂了。人為什麼一定用一件錯事來反對另一件錯事呢？除非人真是這麼笨，只能懂得錯的，不能懂得對的，但這又不是事實。某個民族的學者對本民族的人民做這種判斷，無異是說本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這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想法。說來也怪，這種學者現在甚多，做出來的學問一半像科學，一半像宣傳；整個兒像戈培爾。戈培爾就是這樣的：他一面說日耳曼人優越，一面又把日耳曼人當傻瓜來愚弄。我認識一個德國人，一提起這段歷史，他就覺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懷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懷疑本民族的智慧：“怎麼會被納粹瘋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層次很低嘛。”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啊。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8月2日《南方週末》。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1）

東西方精神的最大區別在於西方人沉迷於物慾，而東方人精於人與人的關係；前者從征服中得到滿足，後者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一次大戰剛結束時，梁任公旅歐歸來，就看到前一種精神的不足；那個時候列強競相掠奪世界，以致打了起來，生靈塗炭——任公覺得東方人有資格給他們上一課；而當時羅素先生接觸了東方文明以後，也覺得頗有教益。現在時間到了世紀末，不少東方人還覺得有資格給西方人上一課。這倒不是因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慾毫無止境，搞得能源、生態一齊鬧了危機；而人際關係又是那麼冷酷無情。但是這一課沒有聽眾，急得咱們自己都抓耳撓腮。這種物慾橫流的西方病，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診斷過。當年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利，孟子就說，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所謂利，就是能滿足物質慾望的東西。在古代，生產力有限，想要利，就得從別人那裡奪，爭得兇了就要打破頭。現代科技發達，可以從開發自然裡得到利益，搞得過了頭，又要造成生態危機。孟子提出一種東西作為“利”的替代物，這個暫且不提。我們來討論一下西方病的根源。筆者既學過文，又學過理，兩邊都是糊里糊塗，且有好做不倫不類的類比之惡習。不管怎樣，大家可以聽聽這種類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從環境中得到滿足，這種滿足又成為他行動的動力。比方說，冷天燒了暖氣覺得舒服，熱天放了冷氣又覺得舒服，結果他就要把房間恆溫到華氏70度，購買空調機，耗費無數電力；騎車比走路舒服，坐車又比騎車舒服，結果是人人買汽車，消耗無數汽油。由此看來，舒服了還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奪自然的動力。這在控制論上叫做正反饋，社會就相當於一個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種待滿足的物慾，在慾望推動下采取的行動使慾望滿足，得到了樂趣，這都是正常的。樂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