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當然，這是人在正常時的情形，被人哄到五迷三道、暈頭轉向的人不在此列。馬爾庫塞說西方社會有病，是說它把物質消費本身當成了需要，消費不是滿足需求，而是滿足起鬨。我能夠理解這種毛病是什麼，但是缺少親身體驗。假如把人際關係和諧本身也當成需要，像孟子說的那樣：行孝本身是快樂的，所以去行孝，當然就更是有病，而且這種毛病我親身體驗過了（在“文化革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時候）。人滿足物質慾望的結果是消費，人際關係的和諧也是人避免孤獨這一需要的結果。一種需要本身是不會過分的，只有人硬要去誇大它，導致了自激時才會過分。餓了，找個乾淨飯館吃個飯，有什麼過分？想要在吃飯時顯示你有錢才過分。你有個爸爸，你很愛他，要對他好，有什麼過分？非要在這件事上顯示你是個大孝子，讓別人來稱讚才過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這原因大家心裡明白，社會對個人不是隻起好作用，它還是個起鬨的場所，幹什麼事都要別人說好，贏得一些喝彩聲，正是這件事在導致自激。東方社會有東方的起鬨法，西方有西方的起鬨法。而且兩邊比較起來，還是東方社會里的人更愛起鬨。

假如此說是正確的，那麼真正的幸福就是讓人在社會的法理、公德約束下，自覺自願地去生活；需要什麼，就去爭取什麼；需要滿足之後，就讓大家都得會兒消停。這當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點文化修養，有點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對自己的生活負起責任來，同時對別人的事少起點哄。這當然不容易，但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們在為物質自激，就放出人際關係的自激去幹擾；看到人在人際關係裡自激，就放出物質方面的自激去幹擾；這樣激來擾去，聽上去就不是個道理。搞得不好，還能把兩種毛病一齊染上：出了門，窮奢極欲，非賓士車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還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滿嘴仁義道德，整個一個封建家長，指揮上演種種草菅人命的醜劇（就像大邱莊發生過的那樣）；要不就走向另一極端，對物質和人際關係都沒了興趣，了無生趣——假如我還不算太孤陋寡聞，這兩樣人物我們在當代中國都已經看到了。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2期《東方》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肚子裡的戰爭

我年輕時，有一回得了病，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裡沒有大夫，都是工農兵出身的衛生員——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隊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話雖如此說，穿著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麼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來查房，看過我的化驗單，又拿聽診器把我上下聽了一遍，最後還是開口來問：你得了什麼病。原來那張化驗單他沒看懂。其實不用化驗單也能看出我的病來：我渾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樣的顏色，正在鬧黃疸。我告訴他，據我自己的估計，大概是得了肝炎。這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沒聽說有乙肝，更沒有聽說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種傳染性肝炎。據說這一種肝炎中國原來也沒有，還是三年困難時吃伊拉克蜜棗吃出來的——叫做蜜棗，其實是椰棗。我雖沒吃椰棗，也得了這種病。大夫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你給我點維生素吧——我的病就是這麼治的。說句實在話，住院對我的病情毫無幫助。但我自己覺得還是住在醫院裡好些，住在隊裡會傳染別人。

在醫院裡沒有別的消遣，只有看大夫們給人開刀。這一刀總是開向闌尾——應該說他們心裡還有點數，知道別的手術做不了。我說看開刀可不是瞎說的，當地經常沒有電，有電時電壓也極不穩，手術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兩點鐘陽光最好，就是那時動手術——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著，互相打賭說幾個小時找到闌尾。後來我和學醫的朋友說起此事，他們都不信，說闌尾手術還能動幾個鐘頭？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我看到的幾個手術沒有一次在一小時之內找著闌尾的。做手術的都說，人的盲腸太難找——他們中間有好幾位是部隊騾馬衛生員出身，參加過給軍馬的手術，馬的盲腸就很大，騾子的盲腸也不小，哪個的盲腸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個子小考慮在內之後，他的盲腸還是太小。閒著沒事聊天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對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別給人開刀了。你猜他們怎麼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後半句是毛主席語錄。人的腸子和戰爭不是一碼事，但這話就沒人說了。我覺得有件事情最可惡：每次手術他們都讓個生手來做，以便大家都有機會學習戰爭，所以闌尾總是找不著。刀口開在什麼部位，開多大也完全憑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