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露出毒牙的蛇，它們雖然已經感到冬天的威脅，但還沒有凍僵呢——朗誦這篇文章，當然是希望對方領會到自己是條毒蛇這一事實，並且感到不寒而慄。據我所見，這個希望落空了。後來雙方都朗誦另一篇光輝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顯然是把對方看成了反動派，準備接受他們的投降，但是對方又沒有這種自覺性。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刀兵相見，打了起來。這以後的事雖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範圍。

“文化革命”裡的兩派之爭，有一個階段，雖不屬論戰，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兩派都想證明對方成分不純或者道德敗壞，要麼發現對方庇護了大叛徒、走資派，要麼逮住他們幹了有虧德行的事。在後一個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對青年男女呆在一個屋子裡，對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隊伍埋伏在外面，覺得裡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門進去。我住的地方知識分子成堆，而這些事又都是知識分子所為。從表面上看，雙方都是斯文人，其實兇蠻得很。這使我感到，僅用言辭來證明自己比對方道德優越，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時候人們的確很難抑制自己的行動慾望。

現在，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認為，討論問題的正當方式是把對方說成反動派、毒蛇，並且設法去捉他們的奸。然而，假如是有關誰好誰壞的爭論，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會得到這種結果。因為你覺得自己是好的，對方是壞的，而對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辯駁都會加深惡意。惡意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訴諸行動：假設你有權力，就給對方組織處理；有武力，就讓對方頭破血流；什麼都沒有的也會恫嚇檢舉。一般來說，真理是越辯越明，但以這種方式爭論，總是越辯越不明，你在哪個領域爭論，哪個領域就遭到損害。爭論的結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壞；那麼好人該有好報，壞人該有壞下場，當然是不言自明。前前蘇聯曾在遺傳學方面展開了這種爭論，給生物學和生物學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國在文化領域裡有過好多次這種論爭，得到了什麼結果，也很容易看出來。

現在我已是個中年人，我們社會里新的轟轟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發生了，但我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誰好誰壞。很難聽的話是不說了，但是罵人也可以不帶髒字。現在最大規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電視劇或是電影，到底該為此表示悲哀，還是為之慶幸，我還拿不準，但是圍繞著這種文化事件發生的爭論之中，還有讓人大吃一驚的言論。舉例來說，前不久上演了一部電視劇《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和一部分記者就開了個研討會，會議紀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為、道德水準諸方面，甚至認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有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我怕我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為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以為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壞，但有些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我現在既不看國產電影，也不看國產電視劇，而且不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比方說，賈平凹先生的《廢都》，我就堅決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後會喜歡——雖然我在性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但我深知，不是每個人都像我老婆那樣瞭解我。事實上，你只要關心文化領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論戰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這種事最好還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這樣，我國的文化事業前景堪虞，不過我也管不了這麼多。不管影視也好，文學也罷，倘若屬於藝術的範疇，人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欣賞，至不濟落個欣賞水平低的評價；一扯到道德問題，就讓人裹足不前了。這種怯懦並不是因為我們不重視道德問題，而恰恰是因為我們很重視道德問題。假如我幹了不道德的事，我樂於受到指責，並且負起責任；但這種不道德決不能是喜歡或不喜歡某個電影。

假如我不看電影，不看小說，還可以關心一下正經學問，讀點理論文章、學術論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說，作者以馬列主義為指南，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為了什麼什麼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這裡，因為我害怕看完後不能同意作者的觀點，就要冒反對馬列主義的危險。誠然，我可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