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該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國。實際上遠達不到這個比例。學術界就是這樣的局面，所以我們勸年輕人從事學術時總要說：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勸寡婦守空房一樣。除了家徒四壁，還有頭腦裡空空如也，這讓人怎麼個熬法嘛。

在文學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說的，中國作家已經痞掉了，從語言到思想，不比大眾高明。但說大家的人品有問題，我認為是不對的。沒有杜拉斯，沒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調侃小說。順便說一句，我認為王朔的小說挺好看，但要說那就是modernclassic，則是我萬難接受、萬難領會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貧乏。沒有感性的天才，就不會有杜拉斯《情人》那樣的傑作；沒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沒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寫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頭腦就要在感性和理性兩方面再豐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國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學修養，還大有機會。就算遇到了挫折，還可以從頭開始嘛。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2）

五、知識分子該幹什麼？

王先生的文章裡，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結尾的一段。他說，中國社會的精神結構已經千瘡百孔，知識分子應司重建之責。這個結構是指道德體系吧。我還真沒看見瘡在哪裡、孔在哪裡。有些知識分子下了海，不過是掙幾個小錢而已，還沒建立“王安”、“蘋果”那樣的大公司呢，王先生就說我們“投機逐利”。文章沒怎麼寫，就“厚顏無恥”。還有喪失人格、渴望墮落、出賣原則、褻瀆神聖（這句話最怪，不知王先生信什麼教）、藐視理想。倘若這些罪名一齊成立，也別等紅衛兵、褐衫隊來動手，大夥就一齊吊死了吧，別活著現眼。但是我相信，王先生只是順嘴說說，並沒把咱們看得那麼壞。

最後說說知識分子該幹什麼。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可以幹兩件事：其一，創造精神財富；其二，不讓別人創造精神財富。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一樣向來比較出色，我倒希望大夥在前一樣上也較出色。“重建精神結構”是好事，可別建出個大籠子把大家關進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頓。我們這個國家最敬重讀書人，可是讀書人總是不見太平。大家可以靜下心來想想原因。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6期《東方》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論戰與道德（1）

知識分子搞學問，除了閉門造車之外，與人討論問題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討論時應該取何種態度，是個蠻有意義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有些見聞，雖然還不夠廣博，但已足夠有趣。先父是位邏輯學家，在五十年代曾參加過“邏輯問題大討論”，所以我雖然對邏輯所知不多，也把當年的論文集找出來細讀了一番。對於當年的論爭各方誰對誰錯，我沒有什麼意見，但是對論戰的態度卻很有看法。眾所周知，邏輯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只要能爭出個對錯即可；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那樣，論戰的雙方都在努力證明對方是“資產階級”，持有“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無產階級，持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在我看來，邏輯問題是對錯真偽的問題，扯上這麼多，實屬冗餘；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為一名資產階級分子之後，一個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種論戰的方式有恫嚇、威脅之意。一般認為，五十年代的邏輯大討論還算是一次比較平和的討論，論戰各方都沒有因為論點前往北大荒，這是必須肯定的。但要說大家表現了多少君子風度，恐怕就說不上了。

我們這個社會里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為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裡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根據文獻，反右鬥爭後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舊社會的作為，女右派結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窺女浴室的問題。當然，這個階段發生的事已經不屬討論的範疇，但還屬論戰的延續。再以後就是組織處理等等，更不屬討論的範圍，但是它和討論有異常顯著的因果關係。

“文化革命”裡，我是個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兩派，他們中間的爭論不管有沒有意義，畢竟是一種論爭。我記得有一陣子兩派的廣播都在朗誦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將革命進行到底》。倘若你以為雙方都在表示自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那就錯了。大家感興趣的只是該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動派是毒蛇的一段——化成美女的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