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訊息的人，就能鼓勵好訊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訊息的人，就能根絕壞訊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裡，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訊息。最後，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於這最後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物件，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後，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裡，做“好訊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訊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訊息還是壞訊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黴，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麼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資訊，信使是資訊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資訊。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裡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訊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麼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資訊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資訊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訊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資訊，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訊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訊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