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著：“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嘆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嘆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著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准，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才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揹人類的天性的。眾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秘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眾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1968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縫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為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裡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麼樣就做到什麼樣吧，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裡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象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臺，除非在做噩夢時。這當然不是影射什麼，我只是在說自己。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面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面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積極的結論（2）

三

麥克阿瑟將軍寫過一篇祈禱文，代他的兒子向上帝討一些品行。各種品行要了一個遍，又要求給他兒子以幽默感。假設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裡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種討論會上，時常有些頭頂禿光光的人，面露蒙娜&#8226；麗莎式的微笑，輕飄飄地丟擲幾句，讓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確的話，這種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不要問我這些人是誰，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頭頂不禿。我現在年登不惑，總算有了近於正常的理性；因為無病無災，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健全的理性，又沒有幽默感，那麼是怎麼混過來的，實在是個大疑問。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眾，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做虔誠。

但是這樣理解也有疑問。我見到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幹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必須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開始合理的，過去也幹過燒女巫、迫害異端等勾當。我們知道，當年教會把布魯諾燒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會同意這種行為——我本善良，我對這一點極有把握，所以肯定會去勸那些燒人的人：諸位，人家只不過是主張日心說，燒死他太過分了。別人聽了這樣的話，必定要拉我同燒，這樣我馬上會改變勸說的方向，把它對準布魯諾：得了吧，哥們兒，你這是何苦？去服個軟兒吧。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