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幹出來了。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與此相反，在英國倒是出現了一種一點都不煽情的倫理學。讓我們先把這相反的事情說上一說——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裡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升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於公於私，這都不是壞事。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謙卑學習班

朋友們知道我在海外留學多年，總要羨慕地說，你可算是把該看的書都看過了。眾所周知，我們這裡可以引進好萊塢的文化垃圾，卻不肯給文人方便，設家賣國外新書的文化書店。如果看翻譯的書，能把你看得連中國話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圖書館去借，你就是老死在裡面也借不到幾本書。總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書。說來也慚愧，我在國外時，根本沒讀幾本正經書，專揀不正經的書看。當時我想，正經書回來也能看到，我先把回來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沒想到回來以後什麼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圖書館裡多泡幾年再回來。根據我的經驗，人從不正經的書裡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從一本不正經的書裡得到了一些教益。這本書的題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編輯》，裡面盡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則我以為相當正經。這本書標明是紀實類的書，但我對它的真實性有一點懷疑。這故事是這麼開始的：有一天，洛杉磯一家大報登出一則學習班的廣告：教授謙卑。學費兩千元，住宿在內，膳食自理。本書的作者接到主編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麼怪事。他就驅車出發，一路上還在想著：我也太狂傲了，這回報社給報銷學費，讓我也學點謙卑。等到到了學習班的報名處，看到了一大批過了氣的名人：有文體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講演家，甚至還有個把在電視上講道的牧師。美國這地方有點古怪：既捧人，也毀人。以電影明星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東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男（女）演員。然後就開始毀。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的狂相不順眼，紛紛寫信或打電話到報社、電視臺貶他，然後，那些捧人的傳媒也跟著轉向，把他罵個一文不值——這道理很簡單：報紙需要訂戶，電視臺也需要收視率，美國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們這裡就不是這樣，所以也沒有這樣的學習班——這樣一來，一個名人就被毀掉了。作者在這個學習班上見到的全是大名人，這些傢伙都因為太狂，碰了釘子，所以想要學點謙卑。此時，他想到：和他們相比，我得算個老實人——狂傲這兩個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當的。當然，他還沒見到我們中國的明星，要是見到了，一定會以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說這個學習班，設在一個山中廢棄的中學裡，要門沒門，要窗沒窗，只有滿地的鹿糞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墊子，從破爛和骯髒程度來看，肯定是大街上揀來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們睡在這些墊子上，知道以後，就紛紛向工作人員嚷道：兩千塊錢的住宿就是這樣的嗎？人家只回答一句話：別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