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江曾培/文）

去年暮春季節，安徽《警探》雜誌舉行了一次筆會。《警探》是省公安廳主辦的。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同志兼任該社社長。第一天開會，尹曙生有個發言。按常規，以他的身份，一般是對與會作家說說“歡迎”、“感謝”一類的客套話。出乎意料，他的發言卻十分實在、內行。不僅有板有眼地介紹了《警探》雜誌，而且對法制文學乃至整個文學創作提出了一些頗富啟示的見解。這個“第一印象”，一下子縮短了我與他的距離，不再把他單純地視作一位公安戰線的領導幹部，而且引為文藝行中的一位同道。筆會期間，我比較集中地閱讀了幾本《警探》，覺得它辦得頗有品位，與那些熱衷於以刺激感官來招攬讀者的所謂法制類報刊迥然有別，我曾把它與在全國許多旅遊點中顯得管理有序、整潔乾淨的黃山旅遊區放在一起，稱之為我在安徽看到的兩塊“淨土”。在《警探》這塊“淨土”上，當時正在連載一部凡思寫的長篇小說《時代悲歌》，雖然只讀了幾章，從中已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藝術震撼力。一打聽，作者凡思就是尹曙生。這樣，在我的印象中，他這位“老公安”的形象，進而鮮明地疊印上“業餘作家”的形象。我感到，這是一位能武能文的人，武能“治安”，文能創作。黃山筆會後，不時傳來他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取得新成果的訊息。

偵探系列小說《教授之死》是尹曙生同志的新作。這本書的優點與特點，如同《時代悲歌》一樣，明顯地打著作者文武結合的印記。作者如果沒有長期的公安生活實踐，沒有在公安工作中的出色投入與深刻體驗，一句話，沒有“武”的經歷，是寫不出這樣以打擊罪犯、維護社會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內容的偵探小說；然而，倘若僅僅有“武”的一面，缺乏“文”的一手，也是化不成文學作品的。生活儘管一視同仁地給公安戰線的同志都提供了眾多的素材和啟示，但決非人人都能動筆創作。文學是生活與藝術的統一。尹曙生同志既擁有生活，又掌握藝術，他成功了。

擁有生活，並且勇於直面生活，使他的作品有一種“驚人的真實”。《教授之死》雖系偵探小說，行文多波折與懸念，故事性極強，但它並非天馬行空的胡編亂造，而是深深根植於現實生活之中。“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墮其實。”其“真”其“實”，既表現在故事性情節性上，同時也體現在時代的情緒和氛圍上。九篇系列小說，篇篇都可以看作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真實故事。還值得一提的，由於作者懂法知法，本身是位法學專家，作品中有關法律知識的描述也是準確的。這與當前一些法制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信口開河大不相同。高爾基曾經指出：“沒有知識是根本不能當作家的，結果只能胡說八道，寫不出真實的東西。”知識，需要透過讀書來獲取，同時還需要在生活中去攝取。長期戰鬥在公安戰線的尹曙生同志，諳熟公安生活，勤於學習，敏於思索，他寫的公安題材作品，就呈現出一種“驚人的真實”。

真實，是作品的生命。魯迅說過，因為真實，所以才有力。為了真實，作家不能不擁有生活。當前文學上的貧困，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生活的貧困。為什麼一些作品內容膚淺，思想蒼白，為什麼一些作品靠胡編亂造、賣弄技巧來維持“架子”，重要關節，就因為作者患了“生活貧乏症”。患此症的作者，不僅缺少創作所必需的素材，也失去了在生活中陶冶思想感情、磨練眼力的機會。柳青在談到生活對作家的重要性時說過一句極為深刻的話：“生活培養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正是生活孕育了尹曙生這樣一位作家。豐富而複雜的現實鬥爭生活，不僅為他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為“炊”之“米”，而且不斷提高了他分析認識生活的能力。他的偵探系列作品，不單純是為人們茶餘飯後提供一個消遣故事，而是從驚險曲折故事中引發人們對社會犯罪現象作深入的思索。《應該懲罰誰》，《我該埋怨誰》，《死不瞑目》，《誣陷》，《“愛”的代價》，單看這些題目，也會使人感到社會的複雜，事物的複雜，人性的複雜，犯罪原因的複雜，是與非，對與錯，並非都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明瞭。法律與道德，情與理，義與利，也都有矛盾衝突的時刻。尹曙生在直面錯綜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大膽地融注了自己的識見。《死不瞑目》中的罪犯，為什麼會製造爆炸案，他是在伸冤無門的情況下，以犯罪手段對*者進行報復，作者對此透過書中的主人公發了這樣一個思想“法律如果不能伸張正義，那麼，得不到法律保護的人就會以巨大的破壞力搖撼社會的穩定。”《“愛”的代價》中幾位當事人，為追求“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