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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線》將開闢這個專欄的事，我是一無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線》編輯部的工作同志來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請我到四川飯店聚餐。我也沒有問過他為什麼、將有什麼人參加……到時我就去了。在座的人並不多，鄧拓、吳晗兩位之外，只有《前線》編輯部的幾位同志。

入席以前，坐在沙發上抽菸喝茶，鄧拓同志隨便地談起，《前線》也想仿照別的報刊“馬鐵丁”“司馬牛”之類，約幾個人合寫一個專欄，今天就是請你們兩位（指吳和我）來商量一下。聽說“馬鐵丁”他們是三個人合用的筆名，我們也照樣是三個人取個共同的筆名；既是三個人，就乾脆叫《三家村札記》行不行？他所說的“三個人”就是指鄧、吳、廖三人……

吃飯的中間，話題並不集中，東拉西扯，扯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題。所謂“本題”，也不過是三人合用的筆名如何取法，最後確定一人出一個字，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鄧拓的筆名叫“馬南”），我出“星”字（我當時的筆名是“繁星”）。專欄的名稱與合用的筆名“吳南星”就這樣定了。至於文章的寫作內容和寫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記得，當時並沒有任何人提出來作為議題加以討論；只是相約：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度，每期在《前線》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為了備忘，由編輯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聯絡、取稿；為了防備臨時因事耽誤寫稿，每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為儲備；萬一作者因公離京，就請旁的同志代筆。所以現在出版的《札記》中有五篇是其他同志寫的。①

《三家村札記》專欄從1961年10月開始，到1964年7月結束，前後辦了三年，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從讀書治學，待人接物，到生產建設，領導方法等，或評論歷史人物，或讚揚新人新事，旁徵博引，議論橫生，把知識和思想熔於一爐，引人入勝，發人深思”。②同時，“夜話”和“札記”針對當時一些“左”的做法和說大話、空話、假話的作風提出了委婉的批評，如《偉大的空話》、《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與霸道》、《專治健忘症》等，成為風傳一時的名篇。這種文章，一般僅千兒八百字，或夾敘夾議，或借題引申，不作長篇大論，不故弄玄虛，都是閒聊家事式的交心談天，給當時沉悶的文壇帶來一縷清風，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受《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影響，一些省市報刊也開辦了類似的欄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們這些深受讀者歡迎的文章，卻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害。

被拋到風口浪尖的“三家村”（3）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對彭真的批評，說“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連續召開市委常委會議，研究如何對“三家村”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爭取主動。

4月16日，在《北京日報》以三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對“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並加了《前線》和《北京日報》的編者按。按語是由《北京日報》的總編輯範瑾等起草，經彭真親自審改定稿的。《前線》和《北京日報》的編者按說：“本刊、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地批判，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頭腦中又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了立場或者喪失了警惕”。編者按還說，吳晗“不止一次地為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頌他們、鼓舞他們，不止一次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廖沫沙則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而鄧拓“吹捧死人，頑固地提倡向死人學習，頌古非今，借古諷今，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配合著編者按，《北京日報》還發了《“燕山夜話”究竟宣傳了什麼》，給《燕山夜話》定性為“歪曲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張讓資產階級思想氾濫”，“全面美化封建社會制度”，“借封建社會古人之屍，還資產階級之魂”，“宣揚資產階級沒落的人生哲學”，“以古諷今，旁敲側擊”。

5月8日，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一文。文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