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特勒在演講中使用了音樂知識和感覺，使自己的演講具有音樂的節奏。開始的三分之二是“進行曲節奏”然後加快速度，使最後的三分之一變成“狂熱”他的仿聲技巧也得到熟練的使用。他善於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對派，“常常以反論中斷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敵後，再回到原來的思路”儘管他的演講的結構很複雜，但因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鳴，因此並不難跟上。這樣，他便能輕而易舉地從一個題目轉向另一個題目而又不會失去聽眾，因為題目與題目之間的橋樑溝通了某種感情——憤怒、恐懼、愛或恨。儘管演講曲曲折折，他仍像一個才華出眾的演員引導觀眾看懂某出戏裡的複雜情節一樣，牽著聽眾向前。

希特勒還具有將聽眾捲入演講內容的罕見的才能。“當我向人們發表演講時”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特別是對非黨員，或對那些因這種或那種原因行將脫黨的人講話時，我常常講得好像國家的命運與他們的決定息息相關似的。他們應為許多人做出榜樣，毫無疑問，這意味著打動了他們的虛榮心和雄心。一旦我達到了這一目的，其餘的就好辦了。”

他說，所有人，不論貧富，其內心都有義務尚未履行之感。“在某處沉睡意味著將某種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後犧牲或某種冒險置於險境。他們會將最後一分錢花在彩票上去。我的任務就是將那種慾望轉向政治目的。從實質上講，每個政治運動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僅是為自己而且也是為其子女或別人得到更美好的東西的願望為基礎的……人們的地位越低賤，對參與某項比他們高貴的事業的慾望就更強烈，如果我能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德國的命運已危在旦夕，那麼，他們就會成為某項不可抗拒的運動的一部分，這運動還可包括所有階級。”

對希特勒之華麗而精湛的異端的軍事表演，聽眾歷來都是有所準備的。除了扣人心絃的音樂和迎風飄揚的旗幟外，現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親手設計的羅馬式的旗幟和羅馬式的敬禮。也許，這兩者都是透過墨索里尼從凱撒那裡借鑑得來的，但他宣稱，直臂禮是德國式的。“我曾讀到過有關‘昆蟲國會’開會情形之描寫。在此期間，人們就是用這種德國禮向路德致敬的。它向他表明，人們並非要與他兵戎相見，而是和平相見……大概是在１９３１年，在不來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見這種直臂舉手禮的。”

不管源於何處，在樂聲和平海中，這種在振顫的“萬歲”聲中行的舉手禮，確也向聽眾保證，他們即將聽到的是德國的真正的聲音。

在希特勒公開聲言反法和反猶的當天，他又一次公開與巴伐利亞政府對抗。他拜會了巴伐利亞總理。隨同他前往的是一個前軍官，即“戰鬥組織工作組”的一支私家軍的司令。這個“工作組”其實是右派激進集團的大雜燴。兩人向總理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廢除《共和國保護法》如果魏瑪拒絕這一要求，那麼，巴伐利亞就等於公開違背法律。

這天是１９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於星期六得到答覆。

由於未有答覆，右派的激進軍事集團便於星期天舉行“軍事演習”這天是復活節。希特勒站在敞篷車內。當衝鋒隊和平他追隨者列隊走過時，希特勒伸手檢閱。從戈林的私家車內望去，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希特勒雙眼“放射出勝利和滿意”的光芒。檢閱完畢後，希特勒帶上“一束鮮豔的玫瑰花”來到漢夫施坦格爾家中，作為他夫人生日的禮物獻給了她。之後，他們“高高興興地喝了一小時茶”希特勒談笑風生。一星期後，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卻悶悶不樂，偏執地警告漢夫施坦格爾，不準吃用卍字裝飾的生日蛋糕——與其他禮物一起，這種蛋糕幾乎堆滿了他的小屋。“別忘了”他說，“這座大樓是屬於猶太人的，為了搞掉對手，讓毒汁沿著牆壁流下，這已經是小孩的玩意兒了。”

星期一，總理終於給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對《共和國保護法》的，但是，由於它已成為巴伐利亞的法律，他只好執行之。希特勒號召於５月１日舉行群眾遊行，以示抗議。這是爆炸性的，因為“五一”不僅是勞工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神聖的節日，而且又是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週年紀念日。４月３０日晚，右派激進勢力便嚮慕尼黑主要火車站以北數英里的奧貝威森弗爾德軍事訓練場傾瀉而去。至拂曉，已有近千人集結在那裡。為了防止左派的襲擊，他們還派出了崗哨。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但仍未見行動。“６時”希特勒回憶說，“一夥夥赤色分子前來與我們對壘。我派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