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折磨。上午８時，就在他走上講臺前——與宣佈英國艦隊總動員的同時——他說：“我到處亂走，步履蹣跚。”

接著，他公開暴露了他的恐懼：“多麼恐怖，多麼不可思議，多麼不可置信！只是因為在一個遙遠的國土上，在我們素不相識的人們之間發生口角，我們便想戴上防毒面具！尤其是，一個業已在原則上解決了的口角，竟成為戰爭的話柄，這更不可能！”

接著，他便告誡人們為作出更大的讓步作好準備。“在我心靈深處，我是愛和平的。在我看來，國家間動干戈，是個夢魘；但是，一旦我確信某個國家已下定決心用武力獨霸世界時，我覺得，我們便應抵抗。在這種統治下，相信自由的人們是無法生活下去的。但是，戰爭確是可怕的，在走上戰爭道路前，我們對此應有明確的認識。必須是在千鈞一髮時才能交戰。”

兩小時後，希特勒的信到了——這便提高了首相的希望。

與通常一樣，這封信一開頭便破口大罵捷克人；之後，它便閃爍其詞地建議，讓張伯倫繼續努力，“叫布拉格在最後時刻回心轉意”在處於絕望中的張伯倫看來，差距似乎縮小了。

他於是便匆忙草擬了一份答覆，請求再次與元首會見。“本人深信，我們能在一週內達成協議……我不相信只是為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而多耽擱幾天，您便願意承擔發動一場可能會毀滅文明的世界大戰的責任。”

接著，首相又草擬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私函，把最近一次向希特勒的呼籲告訴了他。”

本人相信，閣下將通知德國總理，您願意充當代表，並敦促他接受本人之建議，因為本建議將令各國人民不致發生戰爭。”

（）

於是，他重新懷著希望，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準備次日上午在國會發表的演講稿——這也是希特勒最後通牒到期的一天。

９月２８日，星期三，這是可怕的一天。在危機的核心地區柏林，這天是在狂亂中開始的。早晨８時，法國大使弗朗斯瓦·本塞便打電話給威茲薩克，緊急求見元首，說要提出新建議。威茲薩克急忙趕至凱撒霍夫旅館——他的上司住在那裡。然而，“由於自己的一手有可能遭到破壞，且是巴黎搞的”裡賓特洛甫便大發雷霆。

據威茲薩克的說法，他當時說：“雙方的真正分歧很小，且僅牽涉到合併蘇臺德的方法問題。為這一小事便發動戰爭，這是荒謬絕倫的。”

“這應留給元首決定！”

裡賓特洛甫喊道。說完，兩人帶著情緒，一同去了總理府。

上午１０時，即希特勒的最後通牒到期前４小時，弗朗斯瓦·本塞給漢德遜去了個電話，說他怕事情不妙。他求見元首之事尚未獲準。很明顯，元首今日不似會見各國使節。漢德遜答應從中幫忙。首先，他打電話給戈林說，希特勒拒不見弗朗斯瓦·本塞，而本塞卻身懷是戰是和的新建議。戈林打斷了他的話。不久前還是維也納的侵略者，他現在卻充當起調停人的角色來了。“你一個字也用不著再說了”他說，“我立刻去見元首！”

在總理府，施密特從未見人們這樣忙碌過。“匆匆趕來求見元首的部長和將軍們，帶著各自的黨員，隨從副官，各級軍官或各部門的頭目，或坐或立，比比皆是。”

希特勒東奔西跑，詳細地闡述他的觀點，對人家的勸告則一概不聽。待戈林前來講理時，元首已回到了冬園。戈林發現前外長牛賴特也在客廳，便邀他一同去見希特勒。然而，一進入會議室，辯論的重負反落在牛賴特身上了。“我的元首”他說，“不管情況如何您都要發動戰爭嗎？當然不行！”

裡賓特洛甫在冬園外徘徊，希望元首請他入內。戈林從園內出來，懷著敵意朝他大步走去，大聲喊道：“馮·裡賓特洛甫先生，假如戰爭爆發，本人將第一個告訴德國人民，是你把事情搞到如此地步的！”

當著一群群副官的面，這兩位高階領導便開始唇槍舌劍，又是恫嚇，又是辱罵。裡賓特洛甫指責對手怕戰；戈林吼叫著反駁說，只要元首“進軍”一聲令下，他將乘坐領頭的飛機出發——條件是，裡賓特洛甫必須坐在他身後！“若不是局勢如此嚴重”魏德曼回憶說，“這兩個‘神經質演員’，如同經常發生在彩排前的舞臺上的情況一樣，互相攻擊，是非常可笑的。”

過了一會兒，上午１１時，裡賓特洛甫終被召進冬園，以便出席與弗朗斯瓦·本塞的會晤。這依法國大使揮舞著地圖預言，若向捷克斯洛伐克進攻，戰火必然會蔓延至全歐。“自然，你有必勝的信心，就像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