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戰鬥就開始了。

還有一回，我同時抓了兩隻大黑蜂，把它們擠在一塊，兩個就抱著纏鬥，我試著找開袋子，把袋子扔在地上，看它們是不是就不打了。

它們還是打。甚至我等得不耐煩，跑去看報，看完回來，它們還在裡面打。

於是，我又封起袋口，拿進屋子，把它們全放進派蒂的罐子。這使我想起兒子有一次跟朋友到海邊捉螃蟹，回來講：一堆螃蟹，只要拿起一隻，就能連帶捉起許多隻，因為它們會一隻鉗著一個，似乎說“我脫不了身，你們也別想逃，要死一起死。”

據說“多苦難”的民族都有這種螃蟹的美德。

下午三點鐘，女兒放學了，也是兩隻螳螂準備遭遇的時刻。

我每天特別等女兒放學，讓小丫頭看派蒂吃蟲是有道理的。她看到的固然是“血淋淋”的畫面，但這正是大世界的縮影。我也不認為“看殺”會造成她殘酷的感覺，反而發現她會因此表現“愛”。

愛是很特殊的，它有時候甚至褊狹得讓人害怕。有一次看派蒂咬一隻蝗蟲，蝗蟲的內臟被咬出來了。小丫頭不但不覺得噁心，還高興地說：“好吃！好吃！”似乎為她的寵物能夠吃到這麼一個又大又活的蝗蟲而高興。

還有一天，看那派蒂吃完馬蜂在舔嘴，小丫頭居然讚美地說：“她好漂亮，她的嘴是紅的，是不是搽了口紅？”

她顯然覺得這隻三角頭的派蒂是個美女。

愛就是這樣，可以使正義、公理，都閃到一邊。別人的悲劇在我們的眼裡，可以是喜劇。別人的父母不是父母，別人的子女也不是父母生的。別人既然跟我敵對，就該殺。殺敵是聖戰：“射人先射馬”是聰明的戰法；誘敵先捉他的“家小”，也沒什麼不義。

養老虎的喂虎吃雞；養雞的餵雞吃蟲；養蟲的喂大蟲吃小蟲。每個人都從他的本位出發，不必往上想，也不必往下想。

如果有一隻雞，把我的派蒂吃了，那還得了？但是如果派蒂吃了別人寵愛的蟋蟀，又該怎麼說？

把新螳螂放進罐子之前，我問女兒：“如果新螳螂把派蒂咬死了，怎麼辦？”

“把新螳螂殺掉，為派蒂報仇。”小丫頭咬著牙說。

我又問：“那如果派蒂咬死了新螳螂，怎麼辦？”

“那就太棒了！”小丫頭拍著手。

“為什麼不想，如果新螳螂咬死派蒂，我們可以把新螳螂看成派蒂，也叫它派蒂，我們還是有一隻螳螂呢？”

“不！”小丫頭大聲喊：“派蒂是我的寵物！”

殊死鬥

十月九日

現在是凌晨五點半，派蒂的玻璃罐正在我前面。昨天晚上的風暴已經結束，裡面平靜得如同外面的樹林。

過去這一天，讓我學到不少。大約人們在面對戰爭和死亡的時候，都最不能思想，也最能思想。所以戰爭常是新思想的催生者。一次大戰時查拉（Tristan　Tzara）的“達達主義”（Dadaism）這樣產生；二次大戰畢卜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1937）這樣產生。張愛玲也一樣，文學評論家陳芳明說得好——”戰爭毀掉了一箇中國，卻誕生了一個張家玲。“

所有的戰爭，開頭都可能是和平。也可以說所有的和平之前，都是戰爭。當我到挪威旅行的時候，導遊指著一個寧靜幽美的村莊，和四周如畫如夢的風景說，當年曾經有幾千個英國傭兵到這裡來，結果全被俘虜了，“英國人怎能對付得了維京人？”導遊笑道：“村民們開會，如何處置這些俘虜，後來覺得遣送、交換都太麻煩。於是把每個俘虜的頭都割了下來。多幹脆！”

我一邊聽，一邊看那寧靜的小村莊，後面有白雪覆蓋的山頭，旁邊是幽谷涵嵐的狹灣，尖頂的教堂從綠綠的樹叢裡伸出來，夕陽下，樹特別綠，塔尖也特別照眼。一群綿羊迎面走來，帶頭一隻大羊的脖子上掛著鈴擋，叮噹叮噹地響。

我很難想像，當戰爭在這裡發生時，會是怎樣的景象。

一叢叢的密林，成為最好埋伏的地方？

一棵棵白楊，當鮮血濺到那白色的樹皮上，會是怎樣的色彩？“

一個尖頂的教堂，會是多麼好的瞭望塔？

一顆顆割下的頭顱，是掛起來？還是扔在了什麼地方？

從萬古來看，每一片美麗的風景下面，都可能是墳場。如同山頂洞人和尼安德塔人，在挖掘他們的洞穴時，發現地下一層又一層，千千萬萬年，留下一代又一代的骨骸和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