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讓斯大林相當頭痛的。在中共內部流傳的一句話頗可以說明問題――中國革命問題的解決，主要還是要依靠中國同志。

舉個例子，博古和王明都是被中共定為“左傾”的領導，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是博古由於在後期也對“蘇聯經驗”表示懷疑，而王明始終堅持蘇聯那一套，再加上博古雖然犯了錯誤，但在中共最困難的時候，始終和隊伍在一起，而王明卻時不時溜回蘇聯去，兩相對比，博古得到了中共很多人的諒解，認為他是因為經驗不足而情有可原，王明的動機和態度就很成問題。特別是抗戰開始後，王明開口閉口“聯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更是讓黨內主張獨立自主的人不滿，連帶著共產國際派也被人鄙視，間接影響了中蘇兩黨的關係。斯大林對於這些並不是毫不知情，他在考慮，如果完全按照第二派人的辦法去做，那麼只能造就中蘇兩黨之間分裂――中共得不到支援，而國民黨得到支援，中共說不定會垮。在中蘇兩黨分裂的情況下，中共無論垮與不垮，對蘇聯都沒有好處，其結果只能是讓美國勢力進一步推進到東北，推進到中蘇邊境，這對於蘇聯的安全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如果要讓蘇聯做出讓步、放棄在華權益以討好中共，又是一貫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斯大林所不樂意的。在華利益和中蘇兩黨關係這一對魚和熊掌是他都想要兼得的，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才能理解他先是默許、支援甚至鼓勵蘇軍在哈爾濱的作戰，後來又嚴厲斥責前線指揮官的矛盾思想，他心理在這些問題上是不斷在兩端遊走的……

無論如何，中蘇兩黨的關係是一定要得到修補的，無論蘇聯支援中共與否，至少要在面子上看上去無懈可擊，這樣才不能讓美國人有機可乘。打定主意後，斯大林做出兩個決策，第一，在華權益繼續與國民黨談，一定要談出結果來；第二，派遣特使去延安，以弔唁任弼時為名，就中蘇兩黨關係進行談判，摸清楚中共的底牌和思想動態。想來想去，米高揚被他點中，成為赴延安的特使。由於斯大林並沒有直接表態而是提出了一個看看再說的折衷意見，兩派暫時也無話可說，只能等待米高揚返回莫斯科的時候再確定對中共的立場。

劉雲雖然在住院，但是訊息還是靈通的，他聽說蘇聯拆除了東北境內不少大型工業企業的機器――蘇軍雖然撤退的很快，但仍然弄走了不少裝置，他嘆了口氣，自己辛辛苦苦在哈爾濱打了一仗，雖然阻止了蘇聯的迅速推進和全面佔領，但是畢竟有些是他力所不逮的，他只能減輕、減弱對於中國的傷害，但是無力完全消滅。報紙上關於裝置的爭論也很多，蘇聯認為那是自己對日作戰的戰利品，蘇方有權接受，國民黨認為那些都應該列入對華賠償，應該歸中國政府所有（也就是歸國民黨中央所有），而東北的中共則認為這是人民的財產，作為人民的一分子和抗戰勝利的功臣，中共有權接收。

劉雲所不知道的事情，卻是他最擔心的事情――中蘇關於中長鐵路和旅大問題的交涉。雖然蔣介石在覆電中一口回絕了蘇聯的要價，但畢竟還想得到蘇聯的支援，暗地裡又指示宋子文與蘇聯談談。在宋子文的堅持下，蘇聯雖然同意不將大連列入蘇聯佔領區域，但卻認為要設立聯合董事會主持市政，並由蘇方任港口管理局長，分享港口裝置所有權，這些也被宋子文強硬地拒絕了。

在旅順港問題上，蘇聯也沒有大的花樣，依舊是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的老調重彈，要求共同使用軍港，宋子文在這點上作了讓步，但要求蘇聯明確停泊軍艦的數量，若有增加得先行提交中國方面同意，並表示除軍艦外，蘇方不得有另外軍事力量駐防，這些保留意見讓斯大林拒絕了。

關於中長鐵路，蘇方要求由蘇聯人擔任鐵路局長，中方擔任副局長和董事長，宋子文的要求是中國擔任局長，不過雙方都有意無意排斥了目前實際控制著中長鐵路的中共。

宋子文要求，外蒙邊界應該以丁文江以前繪製的外蒙地圖和1926版的蘇聯地圖為依據，蘇聯則不願意做出任何宣告或保證。

劉雲雖然不知道宋子文和斯大林談些什麼，但是他知道兩邊在展開會談，他本來很有衝動要想發電給中央說明情況，嘆了口氣後收住了自己的衝動――情況已經不同了，已經不能單純用歷史來指導現實情況，再者加上自己目前的尷尬處境，實在不宜再出風頭。

他之所以反覆捫心在問哈爾濱之戰的成敗得失，說明了政治覺悟的提高――他痛苦地認識道：雖然哈爾濱這仗打痛快了，但是效果未必能好。他已經從最初的喜悅中清醒過來，哈爾濱之戰，表面上看中共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