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翻譯出版之際，羅老師卻因積勞成疾，盛年早逝。與此同時，布羅代爾的鉅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在中國出版，北大歷史系張芝聯教授為之作了長篇、深入的序言和導讀。而在80年代，《大國崛起》（法國部分）的歷史指令碼負責人高毅教授，就已經將對法國年鑑學派的研究開拓到社會心理研究的領域――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能有今天的社會反響，是與羅老師，張先生等幾代人的默默工作須臾不能分離的。魯迅說中國多“民氣論”者，而少“民實論”者，意思是說中國人往往急功近利，對世界大勢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所謂崛起，憑的不是哭天搶地憤世嫉俗喊口號，那需要幾代人默默無聞的艱苦努力、奮鬥犧牲，　“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這正是一個大國知識分子不能或缺的品格，這也是世界史研究領域很好的傳統。

1500，風氣地中海

把世界史由此上推500年，從1500年葡萄牙、西班牙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圍繞著地中海這一戰略要地的鬥爭，拉開一個新時代、新世界的大幕――這是法國“年鑑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的發明，這也是《大國崛起》的歷史敘述以此為開端的學術依據。

為布氏在1949年爭得博士學位的鉅著《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其草稿是作者二戰期間在德國俘虜營中花了5年時間在練習薄上寫就的。作為一個德軍俘虜，面臨著一戰、二戰法國的一敗再敗，布羅代爾並沒有人云亦云，將法國的悲劇命運根源歸咎於近代的法國大革命，而是在囹圄中放眼世界結構，看到了自1500年所發生的巨大結構翻轉：以葡萄牙、西班牙擺脫穆斯林世界長期封鎖，突破地中海為標誌的西方世界的結構性興起。正是這個“俘虜”的練習薄洞穿了500年的世界――我們今天在某種意義上，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

在我的閱讀範圍內，形象地敘述這種歷史大翻轉的中國當代作品，也許是廈門大學周寧教授的《風起東西洋》（團結出版社，2000年），它以優美的筆觸敘述了1200－1500的世界圖景：當時，落後的歐洲被強大的穆斯林世界長期壓制在偏遠的一隅，而繁華的中國如同遙遠的神話，是成吉思汗的鐵騎掃蕩了中亞穆斯林世界，才第一次解放了落後的歐洲，使得歐洲與外面的世界建立起聯絡。當馬克波羅一家啟程來中國的時候，一箇中國景教徒掃馬同時啟程去歐洲，戲劇性的是：《馬可波羅遊記》把中國吹得天花亂墜，而列班掃馬（列班是敘利亞語“教師”之意）的遊記卻因為歐洲的貧窮、落後和乏善可陳，讀來如同扶貧手冊。

而隨著蒙元帝國的分崩離析，東西方之間的陸路通道再次斷絕，歐洲要想擺脫孤立隔絕和被長期封鎖的狀態，也只有面向海洋、走海路這唯一的生機，而海路中唯一有可能性的，就是必須打通地中海，衝向大西洋，而這裡的關鍵，就是拿下直布羅陀海峽的出海口格拉納達。於是，當1492年葡萄牙人首次僥倖戰勝穆斯林海軍，突破格拉納達的時候，世界近代史的大幕方就此拉開。這就是布羅代爾的鉅著，為什麼以奧斯曼土爾其與西班牙之間的長期鬥爭來描寫地中海史的原因。而我們中國人看穿了世界史這一鉅變的，則是畢業於北大歷史學考古專業的學者、作家張承志，如果說周寧教授的“兩洋”是指大西洋和印度洋，那麼張承志先生的《兩海之間》，其實便是我們讀懂布羅代爾的入門鑰匙――“所謂兩海就是指地中海和大西洋”。西方崛起或者擴張的途經，是先從地中海進入大西洋，然後再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張先生還考證出：把達　伽馬的船隊帶到印度卡里卡特的，其實是一個穆斯林船長，歐洲人的海洋知識，也是從穆斯林俘虜那裡獲得的。

當然，150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興起，根本性地改變了世界結構，但是，這種崛起首先是由於它們所處地中海的戰略位置。《大國崛起》的作者之一，浙江師範大學王加豐教授因而指出：15世紀的歐洲遠比中國落後，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能走在西方國家前頭，也不是因為其政治經濟先進，“這是與它們反對阿拉伯人統治的鬥爭分不開的。阿拉伯人從8世紀以來統治了伊比里亞半島的大部分地區，這個島上的原住民進行了長達7個世紀的復國運動，這種復國運動形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而航海，則是阿拉伯的統治“迫使他們（葡萄牙和西班牙）透過擴張來尋找出路”的走投無路之舉。――我們也只有從阿拉伯、歐洲和印度這三個結構之間的互動，從“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