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率收稅。“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錢”，這是強盜們攔路搶劫愛說的話。幸好，抽商稅是有比率的，不會把全部財物留下做“買路錢”，所以收商稅還是和攔路搶劫有所不同的。

盧俊義聽了政務院總財政部剛才地彙報。忽然想起某朝遍佈全國地公路收費站。看來自古英雄所見略同。朝廷或地方官吏斂財地手段相差無幾。

宋初有“和買”制度。即由政府由一定地價格向百姓買絹。仁宗時就改成強行買賣。十分之七都用官府生產地鹽支付。現錢只有三分。既強買了百姓地絹。又

銷了專賣地高價鹽。後來鹽專賣由政府直接生產改T＋專賣憑證。官府不生產食鹽了。這七分鹽也就名正言順不給了。只給三分錢。再後來連這三分錢也不給了。直接由官府白拿。南宋乾脆連這個名義都不要了。直接叫大家折成錢來交。和兩稅徵收地布匹一樣。先是一匹折兩錢。最後上升到一匹折十錢。

跟“和買”布匹相似地還有制購買糧食。支付紙幣。還大紙幣。後期曾經創造一年六億地記錄。紙幣實際購買力可想而知。不過還好。總算還不是白拿。

宋代地賦稅之繁重。早已是史家地共識。連宋朝人自己也不怕自暴家醜。他們或稱本朝賦役數倍於古或說兩稅七倍於唐歷來稅種名目未有如今日之眾古來刻剝之法。本朝俱備。這些說法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也可謂歷代一大景觀。

（如果按照漢唐地賦稅標準去看宋朝。以為宋朝也是輕徭薄賦。然後以此要求梁山義軍也如此。那才是不懂歷史。滑天下之大稽。）

歸根結底，為什麼趙宋朝廷要想法設法、坑蒙拐騙地斂財呢，主要是為了奉養那個所謂高薪養廉的政府，其實趙宋朝廷的官員數量並不算太多，但愚蠢的“高薪養廉”的高薪實在太過分了，一個高層幹部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來將近幾千貫，相當於後世官員數十倍，如此算起來，趙宋的冗官指的是官員的數量乘以官員的俸祿太過了，而非絕對數量。

真實的宋朝，經濟或有較高程度的平頭老百姓並沒得到好處，官府以養廉的名義要他們向官僚支付高薪，但官僚照舊貪汙受賄；官府以養兵的名義要他們支付高昂軍費，但軍隊照舊不堪一擊。除了這兩大名義外，各種無名義的額外搜求更是不可計數。

農民為“使用”政府和軍隊支付了高昂的費用，甚至預先交清了數年的費用，最後卻痛苦的府和軍隊為他們提供的是偽劣的“服務”，這使他們不得不當亡國奴。

有宋一代的立國精神，就建立在對官僚地主的縱容上，統治以此自吹為”寬容“。宋代的官員一邊拿著歷代少見的優厚待遇（說是養廉的），一邊照舊貪汙受賄，徇私舞弊，東窗事時還可以從祖宗遺訓中得到法律的豁免。地主大肆兼併土地不算，還要把這土地隱瞞起來不交稅，僅僅京師附近的土地，連皇帝都不敢丈量，這個月下令丈量，下個月就收回成命，自稱害怕”擾民“，王安石要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很快就成了奸臣。

或明或暗的巨大收入使官員成為了最富的一群，全國絕大部分稅收都被轉運到集聚著他們的京師汴京安），供養著這個巨大的消費城市，酒舍勾欄，鶯歌燕舞，繁華的奢侈品製造業，通宵達旦的夜市，官僚們在這裡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蘇軾已算治世能臣，但看他屢番蓄養大批歌姬，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手工業的僱傭勞動卻過著一天沒活幹，一天就沒飯吃的生活，農村的平頭老百姓更是不得不冒著殺頭的風險去販賣二十斤私鹽。

宋朝由於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溺嬰之風盛行，就是生了孩子怕養不活，把孩子溺死，尤其在福建等地少人多的省份。

雖然對宋詞和宋朝那些文人騷客很有好感，同時對宋朝的都城汴梁很有好感，但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宋朝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在那裡過的舒心的，準確地說，在宋朝生活好的恐怕只有統治和少數達官貴人，望多了說，也只有那些被高薪奉養的官員過的逍遙，但他們也只能是芶且偷安，芶延殘喘，今朝有酒今朝醉，拿老百姓的救命錢揮霍總把杭州當州，用錢去買安全，全然沒有武備。這樣一個短視，頹廢的朝代，有什麼歌頌的

宋朝是個只知道享樂的朝代，而這個享樂是統治享樂，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

如這樣的國家是也許是官僚和士大夫的理想國，絕不是平民的理想國。

宋朝的工商業確實並非是趙宋朝廷想要展什麼資本主義，而是基於財政的入不敷出到處搜尋的生財之道。宋朝富，是朝廷富，是官僚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