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途，對禪宗精神境界缺乏體證，作為歷史學家的胡適難以想像禪宗超出具象的“非時間性”。鈴木說：“歷史與禪都關涉著時間，但有本質上的區別。歷史對於非時間性毫無所知，甚至把它當做一種虛構；禪卻反要貫穿時間與非時間。禪的生命呈現在時間與非時間的矛盾。”　引自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第３１０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９年版。 這兩種傾向代表了禪宗研究中的重要傾向。直接或間接受此影響的禪詩研究，要麼採取完全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禪意的感悟；要麼一味沉溺其中，遇到不可解的公案、詩句，採取“反邏輯”、“反理性”的方法，使人讀來仍然難得其解。

這種情形在對詩禪關係的研究中也鮮明地凸顯了出來。研究詩禪關係的著作很多，然而能夠得其要領者似並不多見，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詩與禪，或者作詩與參禪的關係，是我國文學史、美學史、藝術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僅就我涉獵所及，我發現這個問題的典籍，一千奪年以來，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風未息。論文專著，層出不窮。內容豐富，詞彩動人，讀起來令我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則又似乎沒有在腦海裡留下多少東西，雜亂而渾沌，一點也不明朗”，“詩與禪的根本問題依然存在，還沒有得到解決。進一步加以探討，是不可避免的。我並非此道專家，但是對此道的文獻卻確實閱讀了不少。可惜的是，就我淺見所及，沒有發現哪一個是搔著癢處的。”季先生得出結論說：“這些機鋒的語言，看來五花八門，但是，據我看，綱只有一條，這就是中國漢語的模糊性。”季羨林《作詩與參禪》，見《禪與東方文化》第１頁、２１頁、３２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６年版。　這是非常客觀的看法。確實，有相當數量的禪語完全不能從字面上來理解。其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與禪僧普遍追求語言的新奇、玄妙有關。支持者謂此類禪語是禪師啟悟學人的“斷流語”，反對者則認為是迷惑人的故弄玄虛。岳珂《？史？解禪偈》：“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　禪詩研究所要解決的，正是這“模糊性”中的禪悟內涵。阿部正雄指出，禪雖然超越了人的理性，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排除理性：“所謂一旦從理性或哲學上去理會和表達，禪的‘認識’‘悟’就衰退的說法，必須說從一開始就是沒有根據的。真正的禪悟，即使它經過嚴密的理性分析和哲學思考，也決不會被毀壞。相反，分析有助於給自己闡明這種認識，並進而使人們能把這種認識的精微之處傳達給他人，即使這要透過語言的中介。”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第２９頁，張汝倫、王雷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有鑑於禪詩研究現狀，本書嘗試採取的方法，是理性與悟性並重，既入乎其中，進行直覺感悟，以心印心；又出乎其外，進行理性反思，冷靜審察，以揭示禪宗詩歌所蘊含的佛心、禪韻、詩情。古哲時賢的相關研究成果，分別從悟性、理性等角度啟發了筆者的思路，激發了筆者的靈感。雖然它們有或偏於理、或偏於悟的傾向，但將之統一起來，則可鑄成理性悟性兼利的雙刃劍。本書力圖站在禪本義的立場上來論析禪宗詩歌，嘗試運用理性與悟性並重的新思路來進行闡釋。本書以禪宗詩歌為主體，探討其表現的禪悟境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探討的禪宗詩歌，是指廣義的禪宗詩歌，包括禪僧上堂說法時大量運用的偈語。與純文學性的詩歌不一樣，禪宗詩歌的著眼點不在於語言文字的華美，藝術技巧的嫻熟，而在於其中所蘊含的佛教智慧、哲學意蘊、禪悟內涵、美感質性，因此，本書的重點也放在這裡，書名《禪宗詩歌境界》，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禪宗詩歌是禪宗思想、禪悟思維的載體，禪宗詩歌的終極關懷是明心見性。體證“本來面目”是探討禪宗詩歌境界的邏輯起點。“本來面目”就是澄明、覺悟、圓滿、超越的本心。禪宗指出，隨著二元相對意識即分別智的產生，人們逐物迷己，迷己逐物，清純無染的“本來面目”遂受到情塵意垢的障蔽。為了重現　“本來面目”，必須“不思善，不思惡”，拋棄一切相對的知識。慧能的禪偈指出，本心如同“常清淨”的明鏡，即使蒙受灰塵，仍不改其清純明亮，這就使得　“本來面目”突破了存在於遙遠彼岸的“清淨”的預設，而煥顯為現實生活中的　“灰頭土面”，即俗即真，即凡即聖，即色即空。

與“本來面目”相關的著名禪語是青原惟信禪師見山三階段的論述。見山三階段表達了禪宗獨特的審美感悟。第一階段包含“原悟”混沌